1. 奥威尔的名单

因此还真的有,1949年5月4日,乔治·奥威尔那份臭名昭著的“秘密共产主义者”名单的副本进入了外交部半公开部门的档案里。它就在我面前,装在一个暗黄色的皮革文件夹中,放在一位外交部高级档案保管员的办公桌上。尽管有关这份名单的争议不断,但自从1949年5月2日,有人根据奥威尔在病床上给亲密朋友西莉亚·科万(Celia Kirwan)的原名单打出该官方副本以来,逾五十四年来,没有任何未经官方许可的人看过该名单。西莉亚那时刚开始在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RD)工作,该部门主要从事反共产主义的宣传。该名单中包含了三十八名记者和作家的名字, 4月6日,他在给西莉亚的信中写道,他们“在我看来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不应该信任他们是(反共)宣传者”。

奥威尔的名单兼收并蓄,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名字”、“工作”和“言论”命名。其中包括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和演员迈克尔·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他们都打着“?”或者“??”,这表明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研究国际关系和苏俄的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被列为“姑息者而已”。《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编辑、奥威尔憎恶的老家伙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光荣地获得了额外的评论:“??完全说他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太不诚实了,但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坚定地支持俄国。”除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沃尔特·杜兰德(Walter Duranty)和前托派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同情者而已”)外,还有许多不那么著名的作家和记者,这些人中的第一个是《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工业记者,称他“可能只是同情者而已。好记者。愚蠢。”

过去十年间,“奥威尔的名单”一直是许多文章的主题,文章的标题相当耸人听闻,比如“外交部的老大哥”、“社会主义的偶像成了告密者”和“奥威尔的黑名单如何协助秘密服务机构”。所有这种对《一九八四》作者推断性的谴责基于三种不完整的信息来源:非常私人的笔记本中许多(但并非所有)条目的出版,奥威尔试图在该笔记本中指出“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和“F.T.”(他对共产主义追随者的简称);他与西莉亚·科万来往信件的出版以及七年前外交部信息研究部披露的部分相关档案。但在FO 1110/189号档案中插着一张卡片,卡片上说还保留着一份文件,边上还有一份奥威尔1949年4月6日写给西莉亚的信的副本。

由于女王陛下的政府还煞费苦心地守护着一份奥威尔最后的秘密,直到去年秋天,西莉亚·科万去世,她的女儿阿丽亚娜·班克斯(Ariane Bankes)在母亲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份名单的副本,随后邀请我报道这件事,这个问题才告一段落。我们在《卫报》上公布该名单后,我请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公布原名单。[1]他同意了,“现在名单中的所有信息已经公之于众”,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其相关地方阅读它,FO 1110/189号档案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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