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答案是:其他人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待遇。这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想法,但值得考虑一番。将所有散文、文章、广播、评论、书信、日记、笔记条目还有其他人回复的精选,按照写作的日期和年份编排印刷会带来极其丰富的理解。当你徜徉于生活和工作的紧密联系中时,单个作品纯粹的文学价值就不那么重要了。你会发现多重联系:在奥威尔评论的书和自己所写的书之间,在自己的爱情经历和他创造的人物的爱情经历之间,在他青少年时期抓到的可怕老鼠、西班牙监狱中的老鼠和在《一九八四》中耸人听闻的101号房间里最终咬伤温斯顿·史密斯的老鼠之间(“这样弄裘利亚!”)。

这样编辑甚至可能有助于产生一种新的智识民主。不用管出版的传记。这里有你写传记所需的原材料。智识民主主义者奥威尔肯定会赞成这种做法。因此,或许每一位重要的作家都应该接受戴维森式的彻底重组。康拉德和乔伊斯只需要找到自己的戴维森,他们愿意投入小小的资金和十七年令人疲惫的编辑工作。接着要有出版机构或者慈善家让这些成果以人们能够负担得起的形式呈现(这次奥威尔的全集也是如此),平装本或者电子版的形式都行。如果按照精装本的价格,只有大学的图书馆和几位幸运的书评作家将拥有智识投票权。

对于“为什么是奥威尔”这个问题,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独特魅力和持久的重要性。魅力和重要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先谈一谈魅力。戴维森引用了奥威尔的同学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的著名评论:“奥威尔的一切都相当有趣。他像劳伦斯,他所说或者所写的所有东西中都闪耀着个性。”确实如此,那是一种古怪、固执、叛逆、地道的英国个性。

少量的传记事实就够有趣的了:伊顿公学富有天赋的奖学金获得者竟然在缅甸做过殖民警察,在巴黎当过洗碗工,在伦敦当过流浪汉;他在乡下开过店,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抛弃伦敦的左翼文学,住到了苏格兰岛偏远地区的一个农场里,在文学胜利的时刻死于肺结核,年仅四十六岁。他又高又瘦,穿着破旧的粗花呢夹克、宽松的灯芯绒裤子和黑色的衬衫,留着古怪的铅笔线胡子,嗓门又高又尖,吸工人的卷烟,他在世的时候,这些是轶事,他死后变成了传奇。奥威尔去世五天后,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在自己的日记中指出:“通过阅读凯斯特勒(Koestler)、普里切特(Pritchett)和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等人给乔治·奥威尔写的各种讣告,可以看到人类传奇是如何创造的。”

没有人能比奥威尔更好地刻画英国的人物,他自己就是一个体现英国人特点的活文集。他与阶级的复杂关系非常英式:对最细致的等级分类相当警惕(众所周知他曾将自己的家庭形容成“上层中产阶级偏下”),讨厌绅士气派和阶级差别,却永远无法避开它们。五十年来,中产阶级的左翼人士一直在与这种紧张关系做斗争,奥威尔的鬼魂总是跟在它们的后面,这表明他深爱的英国改变这一点是多么的缓慢。

他的幽默感也非常英式,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砂纸般的魅力所在。佛朗哥的狙击手打穿奥威尔的喉咙后,奥威尔的指挥官乔治·柯普(Georges Kopp)在真实报告奥威尔的身体状况时写道:“呼吸完全正常。幽默感不会受影响。”他有发表一些骇人言论——“所有烟草商都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习惯,随后还藐视你不认真对待它。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是他的政治对手,但他们都写讽刺性的文章。他集道德家和讽刺作家于一身。康诺利说,在手帕工厂里,奥威尔不对其条件说教一番就不舒服。

他在处理与女性的关系上笨手笨脚,这也是英式的,啊,太英式了。有一些伤感、几乎哀求的信:“我希望有一天,你能让我再次和你做爱,但如果你不让也没关系,我总是会感激你对我的好。”在情感的保守陈述方面也是英式的,太像戴安娜死前的英国式了,这种保守的陈述甚至比其喜剧化的夸张还要极端。毫无疑问,他与活泼、聪慧、机智又会提供支持的第一任妻子艾琳(Eileen)的婚姻对他相当重要。但她在手术台上意外英年早逝后,他对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2]表达自己的悲痛说:“她是个不错的伴儿。”

他热爱乡村、动物和园艺也是英式的。最重要的是,他所有的聪明才智及其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是英式的。他热衷于写日记、记笔记和列名单。这些资料包装紧凑,包含着惊奇的真相和细致的观察,从不同品种母鸡的习惯到德国炸弹落到伦敦大街上。他爱真相。如果他心中有一个神的话,那它就是吉卜林的“实事求是之神”。

然而,出现了复杂局面,这也是魅力的一部分。奥威尔将太多自己的生活放入了作品中。他的九部长篇大作(现在是《奥威尔全集》中的前九卷)有三部看上去是自传。他率先有力地使用第一人称“我”。这个奥威尔清清楚楚的声音是一种反抗又质朴的诚实,是一个老实人直言不讳地讲述事实。但这个“我”到底是谁?是真人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译按:乔治·奥威尔原名)还是创造的人物——乔治·奥威尔?从大多程度上来说,他给我们讲述的东西是真的?

他最突出的早期随笔之一描述了在缅甸亲眼目睹行刑的情景。但他后来告诉三个不同的人,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那么他曾亲眼目睹过行刑吗?他给一本《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作了注解,送给一位女友:这是真的,几乎像真的一样,但“这件事是编造的”。无论如何,在他讲述的故事中,他好像真的穷困到了身无分文,但这是一个根本的谎言。在英国,他有亲戚朋友,在法国,有最喜欢的姑母,他们肯定会出手相助。

美国“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3]的化身在写作之前读了他的作品吗?即使他们没读,他也是此中先驱。新新闻主义关于真实报道的本质和虚构与非虚构真相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今对整个更高的新闻界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奥威尔”中都有。

这已经是上千种批评研究的对象。所有英语文学学院似乎都一直在忙于解开、三分、解构和重构奥威尔作品中的事实和虚构成分。然而,如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书的作者在上半个世纪没有大获成功,在全世界产生影响,这种传记和批评的魅力就不会存在,更不用说不断地像复制真十字架文物一样复制奥威尔。魅力最终无法与重要性分开。

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曾写道:“至于对历史的影响,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作家。谁能与他争锋?奥威尔?凯斯特勒?”这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我会说奥威尔。首先,他的影响力要广泛得多。“老大哥”、“新话”和“双重思想”已经收录进英语词典。它们常常运用于不太恰当或者非常不恰当的语境中。他的影响力的主要证据来自他发明的政治术语的滥用,而他发明这些术语就是为了警告这种滥用,奥威尔对于这种讽刺可能不太好受。

与此同时,“奥威尔式”(Orwellian)一词随处可见,作为形容词用来形容极权主义的恐怖和篡改历史等(与“卡夫卡式”差不多),作为名词用来形容其作品的崇拜者和有意的追随者。收获既作为形容词又作为名词双重词性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一下子只能想到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狄更斯、托尔斯泰、乔伊斯和詹姆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分是巧合,刚好听起来悦耳。“Solzhenitsynian”又长又难读,“Eliotian”的读音听起来像“hair oil”。)

不,奥威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作家。他的朋友亚瑟·凯斯特勒根本不能与他相提并论。谁能呢?波普尔(Popper)[4]?哈耶克(Hayek)[5]?萨特(Sartre)[6]?加缪(Camus)[7]?布莱希特?阿隆(Aron)[8]?阿伦特?伯林?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力可能要比这些人都大。然而,早在索尔仁尼琴之前,时间要长得多——从1945年到1990年,整个冷战期间——我们当时所称的“西方”将奥威尔视为普通极权主义尤其是苏联极权主义至高无上的描述者。

在索尔仁尼琴有竞争力的领域,他也能与索尔仁尼琴并驾齐驱。在当时所谓的“东方”,任何拥有偷渡版《动物庄园》或者《一九八四》的人都会在一夜之间读完,意识到它极其讽刺性地批评了他们自己所处的现实。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尼克里契(Aleksandr Nekrich)写道,“乔治·奥威尔可能是了解苏联世界最核心东西的唯一西方作家”。俄罗斯诗人纳塔利娅·格班耶维斯卡娅(Natalya Gorbanyevskaya)告诉我,她感觉奥威尔是东欧人。

但他不是。他是地道的英国人,从未去过离俄罗斯或者东欧很近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波兰和捷克的朋友会向我展示其秘密出版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并说,“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是谁告诉他在他们公寓楼的“走廊里有煮熟的卷心菜味道和破旧的席子”?从缺乏剃须刀刀片到双重思想根深蒂固的心理,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的?他又是如何知道的?

答案既复杂又简单。这其实要从西班牙的内战说起。由于他曾加入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统工党(POUM)的民兵组织而不是共产主义领导的国际纵队,他和他的妻子后来在巴塞罗那对马统工党的暴力镇压中受到牵连。与他一起在前线并肩作战的朋友,要么被俄罗斯领导的共产党人——原本应该是他们共和国的盟友——送入监狱,要么被他们杀死了。奥威尔成了街上的逃亡者。这套全集中印出了一份秘密报告,是递交给审判间谍罪和叛国罪的法庭的,在该报告中,埃里克和艾琳·布莱尔(译按:即奥威尔和他的妻子)被形容成是“狂热的托派分子”和“马统工党的特工”。如果他们没有早几天逃出西班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像乔治·柯普一样锒铛入狱,受到折磨,被扔到一个有大老鼠的煤仓中。

这种共产主义的恐怖、背叛和谎言的直接体验是理解他所有后续作品的关键。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在巴塞罗那,有一名俄罗斯特工受到指控,说他诽谤马统工党是托派佛朗哥背叛者,他在描述这位特工时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职业就是说谎——除非有人把记者算上。”后半句是典型的黑色幽默,但也反映了进一步的失望发现。回到英国,他发现实际上所有左翼的媒体都在隐瞒或者编造有关巴塞罗那事件的事实。这是他西班牙经历的第二部分,对他的打击更大,因为这发生在自己的国家。从此他开始着迷于自己在《一九八四》中所形容的大洋国统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篡改历史”。编造、美化或者重写历史:简而言之,记忆之洞。

继西班牙之后,他继续满怀讽刺地热情关注纳粹和苏联极权主义的动向,尤其是苏联的极权主义。他仔细地阅读报纸。他众多笔记本中的一本记录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包括纳粹—苏联协议。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让他形成了世界可被分成三个大集团的想法。他是谈论卡廷大屠杀的先驱之一,内务人民委员会部(NKVD)[9]实施了该大屠杀,杀害了数千名波兰军官,但将它推到了德国人身上。此外,他也写书评。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反乌托邦作品《我们》是公认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一名美国记者对苏联生活的叙述包含《一九八四》中的核心修辞:“2+2=5。”(这其实是苏联的一个海报,表示五年计划能够在四年内完成。)

在奥威尔想象的1984年中,许多对于满目疮痍、散发着臭味的伦敦的切身感受来自1946年至1948年间满目疮痍、散发着臭味的伦敦。(没有人猜到的是,到了真实的1984年,华沙和莫斯科仍然是满目疮痍,散发着臭味。也有一些细节是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为基础的。戴维森表示101号房间是一个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玩笑。奥威尔在广播大厦(Broadcasting House,译按:英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大楼)的101号房间参加过许多令人乏味的印度部会议。

最后,与所有作家一样,一些素材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在闪耀着阳光的林地溪谷中做爱是不断浮现的幻想,他至少和一位女友埃莉诺·雅克(Eleanor Jaques)这样干过。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他记得她“那在深绿色青苔上雪白肌肤的身体”。在《一九八四》中,那个雪白肌肤的身体又回到了树林中(裘利亚的“身体在阳光中晶莹剔透”)。还有他一生难忘的老鼠。此外还有一些相当黑暗的东西:他能够如此生动形象地描写残忍的警察镇压甚至施虐狂,不仅因为他曾真的做过压迫人的殖民警察,还因为他的个性中有一点点残忍。

所有素材都齐了,但秘诀在于组合。新组合是他早期作品的主要缺点,现在神奇地转变成了优点。他作为小说家的不足在于他没有足够转化创新性想象力的力量。他后来关于《在缅甸的日子》对一位记者写道:“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报道了我所看到的东西而已。”你可以用这句话来评论他的所有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有一半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报道而已。他作为记者的不足(不那么严重,但仍然是不足)是他喜欢说毫无根据、笼统、粗暴的大话:“真正的革命者都不是国际主义者”,“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所有左翼政党实际上都是做做样子”和“人道主义者通常是伪君子”等。正如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10]评论的那样,他“像野蛮人一样夸大其词”。当然,这部分是他的幽默。但这种新闻风格的问题在于最终你都不知道是否要认真对待。

现在看一看在《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里发生了什么。这两本书的影响力正是来自如下事实:它们非常紧密地以1917年后三十年间的真正事件、细节和趋势为基础。他在给出版商写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这种紧密程度,在信中,他要求出版商将在《动物庄园》中描写人类炸风车那一幕的那句话,“包括拿破仑在内的所有动物扑向他们的脸”,改成“除了拿破仑之外的所有动物”,因为“这样改对J.S.才公平,因为德国进攻的时候,他确实待在莫斯科”。如果俄国人和东欧人奇怪地感觉到在《一九八四》中能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现实,那是因为起点是他们所处的现实——有一些纳粹主义,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也迅速卷入其中。但后来一位喜欢野蛮、黑色幽默大话的人将这种紧密观察到的现实搬上了大屏幕。破坏新闻主义的东西造就了杰作:先是短小、形式完美、斯威夫特式的讽刺寓言,接着是更大、形式不那么完美但最终更加有力的反乌托邦作品。

最后是时机。由于他的西班牙经历,当大多数他同时代的人还在歌颂我们斯大林格勒的英勇盟友时,奥威尔已经在关注苏联问题了。著名的是,维克多·戈兰茨公司(Victor Gollancz)、费伯出版社(Faber’s)的T. S.艾略特(艾略特富有思想的信在该出版社出版)、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和信息部匿名官员的建议都拒绝了《动物庄园》。该书于1945年8月出版,当时英国开始意识到他们可能必须正视另一场战争,这次是对其前盟友的“冷战”。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奥威尔是在英语中使用“冷战”这个词组的第一人。近代历史学家描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1945年和1946年的时候,英国试图让不情愿的美国卷入冷战中。1946年8月,北美出版《动物庄园》本身就是这个过程的一小部分。1949年,刚好柏林封锁之后,《一九八四》出版,当时那场新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接着奥威尔使出了最后的绝招。他去世了。文学界的朋友纷纷称赞他,如果他还是一名活着的竞争对手的话,或许他们就没有这么慷慨地称赞他了。他是冷战时期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1],英国文学研究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FK)。如果他还活着,像凯斯特勒一样因步入大众科学的领域而让自己的名誉受损,或者像现在的索尔仁尼琴一样忙于拆毁自己的纪念碑,那就没有那么令人满意了。正如埃德蒙·克莱里休·宾利(Edmund Clerihew Bentley)所写的那样:

对于死

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猜一猜奥威尔可能会走哪条路是相当不错的在家里玩的游戏。无论他走哪条路,那都是固执己见、背道而驰的路。他致力于把平等作为其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但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年,他很少让人陪着,将自己收养的儿子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学院。更加严重的是,从他最后的草稿中发现,他又回归到了虚弱、模糊的萨默塞特·毛姆式小说,可怕地回归成了拿着步枪的牛。

但是并没有回归,由于1950年他死于创作上的巅峰时期,他的神话将越来越多,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左翼和右翼都宣称他属于自己那一派,争论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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