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

根据《明镜》周刊的一篇报道,奥斯卡颁奖典礼后,情绪激动的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最终抵达德国的深夜庆祝会时,他在空中挥舞着奥斯卡的小雕像欢呼,“我们是世界冠军(Wir sind Weltmeister)!”该词组并不是指世界的主宰者,而是指世界冠军(比如足球方面)或者世界大师(比如在高尔夫球方面),另外还附带暗示艺术大师,比如在名歌手或者名著方面。但是德国人到底在哪个方面是世界大师?在足球方面,差不多是。他们在2006年世界杯中的良好表现带来了真正爱国的庆祝场面——这在战后的西德是非同寻常的,而这可能就是冯·唐纳斯马克的心中所想。当然,在出口业中,有向英国出口的宝马车,向伊朗出口的机械工具,向中国出口的生产线,还有偶尔出口的电影。《窃听风暴》在世界各地已经获得了2 300多万美元票房——对于德国经济来说是一笔相当不错的出口额。

有人可能往往会说,尤其在看完该电影之后,德国也是建立残酷独裁统治的世界大师。保罗·策兰在其无与伦比的“后大屠杀”诗歌“死亡赋格曲”(Death Fugue)中写道,“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在法西斯主义上,希特勒的德国无疑是世界冠军——简直是举世无双。但昂纳克领导的德国也是如此吗?是的,这个只有1 700万人口的小国家是心理恐吓的缩影。正如奥威尔所认为的那样,完美的极权制度不需要杀人或者在心理上折磨任何人。我最不愿意缩小东德政权所做的恶行,但与在斯大林的古拉格(Gulag)[4]、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和波尔布特(Pol Pot)[5]的种族大屠杀中死亡的数百万人相比,很难坚持说这是共产主义带来的最糟糕情况。

在那个更大的背景中,与纳粹德国不同,东德只是小插曲而已。斯塔西是以克格勃为模型,并不是像许多人模糊想象的那样以盖世太保(Gestapo)[6]为模型。随着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档案的开放,我们发现它们的秘密警察的工作方式非常相似。不过,或许斯塔西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它是德国的;而在克格勃的档案中还有许多更大的恐怖。另外,我们不要忘记,斯塔西国家的那点心理恐怖自始至终依靠红军的存在和苏联使用武力的意愿。这些一消失,斯塔西国家也完蛋了。

那么为什么是“斯塔西”这个词——而不是“克格勃”、“红卫兵”或者“红色高棉”(Khmer Rouge)[7]——正迅速在全球成为共产主义恐怖的代名词?因为德国人真正堪称世界冠军的行业是对其国家恐怖形式的文化再现。没有哪个国家在调查、传播和呈现——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其过去的恶行方面比它更有才华,更持之以恒和更具创新性。

这种文化再现必须处理犯罪者和受害者的性格。在希特勒的大屠杀中,古腾堡(Gutenberg)[8]的传人开始灭绝书籍的传人。欧洲最有天赋、最渊博和最具创造力的一个民族试图摧毁另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两个民族都生活在繁荣昌盛的文化中,互相依存。(一名波兰的民间木雕师曾对我的一位朋友说:“德国人是犹太人的坏情人。”)后来,两个民族一丝不苟地用前所未有的艺术创作来纪念那恐怖。在策兰的“死亡赋格曲”中,这首德语诗歌低声回应着哈西德教派的神秘主义,这种纪念方式本身就是德国人—犹太人相互依存的新胜利。策兰自己曾说到他深爱的德语是如何在“死亡演讲的无尽黑暗”(die tausend Finsternisse todbringender Rede)中幸存下来的。现在,该语言通过他再次重生,而他自己刚刚避开了德国来的那位大师。

至于共产主义,德国人自己实行了它——不过并不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古腾堡的传人压迫路德的传人。这段历史一结束,兰克的传人又马上接手。整整一代西德的现代历史学家,在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中受到了训练,现在又把他们熟练的技能应用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上。只有西德的存在和特点及其应对艰难过去极具道德性和专业性的方法,能解释斯塔西现象的独特文化传播。(想象一下,一个民主的西俄罗斯接管前苏联,积极准备着揭露克格勃的所有恶行。)现在我们又有了由完全美国化的年轻西德人制作的电影版本。

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环环相扣。认知学的科学家告诉我们,重复文字和图像可以加强神经突触,它们连接着神经回路中的神经元,在我们的大脑中负责处理这些文字和图像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精神上的联系变成了电化学上的本能联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窃听风暴》直接勾起了这些早已存在我们脑海中的联系。比如说显然微不足道的细节——斯塔西的官员的制服。为什么它至关重要?因为一看到德国人穿着一身普鲁士的灰色制服,闪亮的长筒皮靴,我们的神经突触就会开始尖叫:纳粹。

早在1984年——该影片的故事发生的时间,饰演卫斯勒的阴险上级格鲁比奇上校的演员因在西德的舞台上饰演党卫军而成名,有人发现这一点根本不足为奇。斯塔西的真正日常制服不过是大批量生产的廉价涤纶制品配上廉价的、邮差穿的靴子,这就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了。由于用戏剧性的方式拍摄他们,剧作家德莱曼在文化部长周围跳舞的场景让我猛然想起《摩菲斯特》(Mephisto),这是一部由伊斯特凡·萨博(István Szabó)[9]执导的精彩影片,讲述了一名演员兼导演古斯塔夫·古鲁丹斯(Gustaf Gründgens)及其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之间浮士德式的协议。又一个纳粹—斯塔西的回路联系在不知不觉中被触动了。

接下来就是影片的关键时刻,德莱曼在钢琴上演奏古典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卫斯勒通过头戴式的耳机倾听着。演奏结束后,德莱曼转向克丽丝塔大声说道,“听过这音乐的人,我是说真正听过的人,还会是一个坏人吗?”冯·唐纳斯马克表示,自己是从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一段话里得到的灵感,高尔基在这段话中写到,列宁曾说他不能倾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Appassionata),因为它让他想说一些甜蜜而愚蠢的东西,轻拍小人物的脑袋,但是实际上必须敲打那些小小的脑袋,狠狠地敲打,才能实现革命。作为一名一年级的电影系学生,冯·唐纳斯马克想知道“如果一个人强迫列宁倾听热情奏鸣曲会怎么样”,这就是他这部电影最初的灵感。(德莱曼其实提到了列宁的话。)

因此,该场景的灵感来自俄罗斯。但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我们——尤其是雷恩提到的“我们”——会立即产生什么联想?我们肯定会想到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钢琴师》(The Pianist),影片中,一名德国军官被一名波兰犹太裔的钢琴师演奏的肖邦(Chopin)深深打动,放过了他——就像卫斯勒放过德莱曼一样。我们也肯定会想到那些受过教育的纳粹杀手,他们晚上听着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音乐,然后第二天早上出门去杀害更多像门德尔松这样的人。难道他们没有真正地倾听音乐?良好的教养能赋予人性吗?我们又再度陷入了20世纪德国最深奥的谜题,该谜题在音乐与诗歌中以最感人的方式传达了出来。正是这些神经突触的联系让《窃听风暴》在我们的脑海中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共鸣。

在21世纪的头几年,制作该影片的德国是地球上最自由和文明的国家之一。在如今的德国,与传统的自由家园——例如英国和美国——相比,人权和公民自由获得更加让人羡慕和有效的保护。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有历史学家的职业素养、新闻记者的调查技巧、国会议员的严肃认真、投资者的慷慨大方、神父和道德家的理想主义、作家的创作天才,没错,还有电影制作人的才能,这一切合起来巩固了世界对德国与邪恶之间最难以磨灭的联系的想象。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德国就不可能成为一片如此美好的土地。在人类文化的所有记录中,难道还曾有过更自相矛盾的成就吗?

2007年


[1] ‘Und willst Du nicht mein Bruder sein...’ Die DDR heute (Reinbek: Rowohlt, 1981). 部分以英语版的形式出现在《灾难的价值:有关中欧命运的随笔》(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纽约:兰登书屋,1989年。

[2] 2009年由大西洋图书公司再版,添加了新的后记。

[3] 指战后的整个德国,有时不仅包括东德,还包括以前德国东部的领土,比如西里西亚(Silesia),1945年后给了波兰。

[4] 古拉格,苏联的劳动营和监狱系统,20世纪20—50年代中期关押苏联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机构。——译注

[5] 波尔布特,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译注

[6] 盖世太保,德国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译注

[7] 柬埔寨的左派势力,1975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他们极端野蛮的统治导致多达200万人死于饥饿、困苦以及死刑。——译注

[8] 古腾堡(约1398—1468),德国发明家,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译注

[9] 伊斯特凡·萨博,匈牙利著名导演,其执导的《摩菲斯特》在198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译注

Copyright & copy 7dtime.com 2014-2018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该文件修订时间: 2018-06-23 09:54:53

results matching ""

    No results m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