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因此,我特别感兴趣地坐下来看这部有关斯塔西的著名电影《窃听风暴》,该电影由一名西德的导演执导,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只有十六岁。设定的时间是奥威尔的1984年,该片讲述了尽职尽责的斯塔西上尉格尔德·卫斯勒(Gerd Wiesler)对该国著名剧作家格奥尔格·德莱曼(Georg Dreyman)及其美丽动人、敏感的演员女友克丽丝塔—玛丽亚·西兰(Christa-Maria Sieland)实行全面监听的故事。随着案件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位斯塔西上尉逐渐对自己的任务失望。他意识到,整个行动只是为了让文化部长摆平剧作家这个对手,利用自己的职务捕获可爱的克丽丝塔的芳心。卫斯勒问他的上级安东·格鲁比奇上校(Colonel Anton Grubitz):“这是我们参加组织的理由吗?”

与此同时,他开始好奇地着迷于他通过与隐藏在剧作家公寓墙纸后面的窃听器相连的头戴式耳机听到的东西:那个文学、音乐、友谊和美妙性爱的丰富世界,与自己在沉闷塔楼里乏味、孤独的生活(只能偶尔跟斯塔西委派的老妓女短暂地放松一下)不同。在公寓楼顶层他监听的藏身之处,卫斯勒坐着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德莱曼演奏一首名为《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钢琴曲——这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戏剧导演送给该剧作家的生日礼物,文化部长禁止这位导演继续自己的职业,后来他就自杀了。这位秘密的监听者违反所有他自己在斯塔西的大学教授的规定,溜进公寓,偷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写的一卷诗歌。接着他躺在沙发上,沉醉在布莱希特更加伤感的诗歌中。

在错综复杂又扣人心弦的剧情高潮部分,角色发生了逆转,剧作家的女友将他出卖给了斯塔西,但斯塔西的上尉牺牲了自己今后的事业救了他,让他免受暴露和逮捕。他沦落到与一名下级军官一起在斯塔西的地窖里利用蒸汽拆信,这位下级军官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在斯塔西的食堂里开政治玩笑的那个人,在令人害怕的对话中,格鲁比奇上校问了他的名字和军衔。

柏林墙倒塌后,这位剧作家读了自己的斯塔西档案,从内部证据中发现卫斯勒——在档案中的名称是HGW XX/7——肯定保护了他,剧作家后来写了一部小说,像那首曲子一样,将其题为《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影片最终以三行电影俳句结束。在东柏林——现在我们已经处在1993年——的卡尔·马克思书店里,这位前斯塔西成员翻开了这本新出版的小说,发现它“感激地献给HGW XX/7”。书店的店员问:“要包起来送人吗?”“不用,”卫斯勒说,“这是给我的(es ist für mich)。”字幕:剧终。恰到好处。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被深深感染了。然而,我又由于感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反对意见:“不!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太五彩斑斓、浪漫甚至戏剧化了;在现实中,要灰暗、俗丽和乏味得多。”比如,那位剧作家穿着棕色的灯芯绒西装和开领衬衫,穿着和言谈举止都像是来自慕尼黑的高尚社区施瓦宾格(Schwabing)的西德学者而不是东德人。几个细节也有错误。日常执勤的时候,斯塔西的官员不会穿那些漂亮的制服、长到膝盖的发亮皮靴、皮带和装甲兵式的裤子。相反,剧中斯塔西大学里的学生穿的是普通、学生式的平民服装,而他们本应该穿着制服的。斯塔西的监视小队最不可能在同一幢大楼的顶层住下——这肯定会让居民知道,卫斯勒向楼梯井上那位剧作家的邻居发出的那种可怕警告(“只要有一个字泄露出去,玛莎就不能继续在大学学习医学。明白吗?”)并不能确保所有居民都守口如瓶。

剧中的一些语言也太高雅、太老式了,完全是西方的语言。知道面包哪一面涂了黄油的剧作家在与文化部长的交谈中根本不会用西德的单词——Berufsverbot——来表示黑名单。我在东德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称一个女人为“gnädige Frau”,它是一个旧式的短语,表示“小姐”和“我的夫人”之间的一个意思。斯塔西的上校在审讯中也不会称克丽丝塔为“亲爱的”。我敢用最后一个德国马克打赌,1984年的时候,西德新闻杂志《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记者不会谈到整个德国(Gesamtdeutschland)[3]。这在我看来与其说是1984年真实东德所用的词汇,还不如说是背井离乡的德国贵族的词汇。导演和编剧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就是在贵族中长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的父母从德国的东部逃了出来。

但这些反对意见尚未切入正题。重要的是这是一部电影。它运用好莱坞的套路和习惯,向尽可能广泛的观众传递一部分斯塔西监控下的生活的真相,以及那些经历所披露出关于人性的更大真相。它融合了历史事实(有几个斯塔西的位置是真的,大多数术语和谍报也是准确的)和快节奏惊悚片与爱情故事的元素。

我在牛津大学见到了冯·唐纳斯马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与他讨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尽管极力为该影片基本历史的准确性辩护,他马上承认一些细节是为了戏剧效果而故意改变的。因此,他解释说,如果他让斯塔西的学生穿着制服,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普通人无法与他们产生共鸣。但由于他让他们(错误地)穿着学生式的平民服装,还让其中一个人(难以置信地)问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问题——“在审讯中恐吓是不对的吧?”——观众可以与他们产生共鸣,被故事吸引。他称,在电影中,现实总是要被浓缩(verdichtet),但要具有Dichtung(即诗歌或者更广泛地说,小说)的言语联系。因此有了升级的语言(“我求你,我求你”——“我求你了”[Ich flehe dich an]——该剧作家那会说,要求他的女友不要再次屈服于部长的贪婪色欲)。因此有了丰富的绿色、棕色和浅灰色的绚烂调色板(整部电影都是在这色调下拍摄的),以及克丽丝塔之死相当歌剧化的登场。

在牛津大学电影院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该导演在不同的回答中提到了他钦佩的两部电影: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令人害怕的大屠杀纪录片《浩劫》(Shoah)和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版的《天才雷普利先生》(The Talented Mr Ripley)——一部有关谋杀和假冒身份的惊悚片,他选出它们是因为“它没有让我感到无聊,为此,我非常感激”。在《窃听风暴》中,《浩劫》遇上了《天才雷普利先生》。冯·唐纳斯马克确实在意历史事实,但他更在意不让我们感到无聊。为此,我们非常感激。正因为他不是一名东德的幸存者而是美国化西方世界主义者的新生儿,条件优越、说流利美国英语和好莱坞通用语言的西德人(其粉色的领扣衬衫的领尖纽扣特意不扣),他才能将东德的经历转化成一种吸引世界想象力的习语。

当今最优秀的影评作家之一安东尼·雷恩(Anthony Lane)通过改编卫斯勒的最后一句话——“这是给我的”——来总结其在《纽约客》中令人钦佩的影评。雷恩写道,你可能认为这部电影只是针对现代德国人的,但它不是:“这是给我们的(Es ist für uns)。” 他可能比自己知道的还要正确。《窃听风暴/他人的生活》是一部为他人精心策划的电影。与许多德国制造的其他东西一样,它旨在出口。雷恩所说的“我们”——《纽约客》的读者——正是其理想的外国消费者。或者确切地说,那些《纽约书评》的读者。

有什么必要的东西在这个翻译的版本中丢失了吗?总体而言,为了传递出更深刻的真相,小小的不准确和不真实是情有可原的艺术创作风格。然而,它确实丢失了重要的东西: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如此知名的称之为平庸的恶的感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网眼帘布、塑料板搭成的小屋和拖车里是最平庸的恶。然而,这是极难再现的,当然对于更广泛的观众来说,正是因为它太平庸,太无趣了。(或者说,伟大的编剧和导演能创造一部有关无聊的有趣电影吗?我把挑战放在这里。)

这部影片的一种核心说法仍然令人烦恼。那就是在影片的结尾明确暗示的想法,即斯塔西的上尉是奏鸣曲中的“好人”。现在我听到斯塔西的告密者最终保护了那些他们正在告发的人。我知道全职的斯塔西特工开始幻想破灭,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此外,在与前斯塔西官员多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从未遇到一个我感觉纯粹是恶人的人。软弱无能、心胸狭隘、投机取巧、自欺欺人,没错;做过坏事的人大多都这样;但我总是能看到,他们的身上还留着好的一面,这好的一面可能会在其他情况中扩大。

我们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卫斯勒自己发生了转变,这转变似乎难以置信的迅速,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尽管东德演员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演妙到毫巅。一开始,展现给我们的是干劲十足的苦行者,那首奇怪的奏鸣曲和布莱希特的诗歌不足以改变他。我发现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历史顾问曼弗雷德·维尔克(Manfred Wilke)在电影附带的书中(包含原始的电影剧本)为该电影的许多方面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没有提供一个记录在案的例子,讲述斯塔西的官员这样做却逍遥法外的。相反,他引用了两位反叛官员的例子,一位是少校,是在1979年,另一位是上尉,是在1981年,他们两位都被判死刑并被处决了。然而,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转变和掩盖刚好在可能的范围内。(如果格鲁比奇上校揭露卫斯勒,他将危及自己。)

因此,卫斯勒做了一件好事,与他之前所做的无数坏事反向而驰。但从这一跃得出他是“一位好人”的观点是过分的艺术夸张。在处理评估独裁统治下人们行为方式的危险道德迷失时,有两个典型的错误。一个错误是简单、非黑即白、摩尼教式地划分好人和坏人:X是告密者,因此他肯定是坏人;Y是异见分子,因此她肯定是好人。任何曾在这种情况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事情要复杂得多。另一个同等但相反的错误是道德的相对主义,这最终模糊了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分界线。在自由思想的西方人——绝非巧合的是,通常是当时通过玫瑰色眼睛看东德的人——那里经常可以遇到这种道德的相对主义。与此通常如影随形的是这样的看法,即斯塔西的档案根本不可信:“档案是假的(Die Akten lügen)。” 冯·唐纳斯马克本人与这种相对主义相隔十万八千里,但他的电影令人不安地朝它靠近。该影片中的“好人”是一名为了保护艺术家而伪造报告的斯塔西上尉。

这是一个错误,但并不致命。毕竟,仅凭《窃听风暴》的影响不会引发一波全世界对前斯塔西官员的同情。它将以风格化的时尚方式,把那个制度的恐怖带给国内之前对此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观众。这是一部令人难忘、精心制作的影片。因此,它配得上奥斯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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