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

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格拉斯事件?不应该在媒体迅速反应的“非法法庭”中评判它,而是应该在缓慢的历史法庭中心平气和地考虑所有可以利用的证据。首要又明显的一点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成就不会受到影响。奥登对此说的比任何人都好:

时间对勇敢和天真的人

可以表示不能容忍,

也可以在一个星期里

漠然对待一个美的躯体,

却崇拜语言,把每个

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

还宽赦懦弱和自负,

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

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尔·克劳德,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纪念叶芝”,1939年)

时间将原谅君特·格拉斯。因为德语因他而活,同样也以不同的方式因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而活,因他写《铁皮鼓》时在巴黎以友相待的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而活。

他最忠实的支持者称,他作为政治和道德权威的地位也不会受影响。在我看来,温和点说,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并不是所有他的行动主义都会受到同等的影响。或许他最突出的政治贡献是德国—波兰的和解。他模范性态度的一个小标志是,他在回忆录中用波兰的名称来指代如今的格但斯克(原先称为但泽)——这在德国作家当中不同寻常。当然,一开始披露出来的时候,波兰人和任何人一样震惊,莱赫·瓦文萨随即表示应该剥夺格拉斯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身份。

但后来格拉斯给格但斯克的市长写了一封痛苦、有品格的道歉信。在我看来,整个文件记录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该市长阐述他及其同事如何紧张地等待这位小说家的信(他会说需要什么吗?他会找到恰当的语气吗?),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大松了一口气并满怀感激地读它,迅速将它翻译成波兰语,接着请了一位演员将它读给聚集在市政厅的许多人听。那位演员读完的时候,全场沉默了一会。随后,听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该市长用德语总结了阐述的内容,“Danzig versteht seinen Sohn”(即“格但斯克理解自己的儿子”)。或者说,他最初肯定是用波兰语写的,“格但斯克理解自己的儿子”。

因此,他的波兰—德国贡献没有受影响。对于他不依不饶、肆无忌惮地批评美国,那些喜欢这种方式的人依然喜欢,那些不喜欢的人将更加不喜欢。显然受影响并且受损的是,他再也无法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从阿登纳到科尔的西德保守派没有正视纳粹的过去了。

然而,在此,让我尝试一下超越有意识目的范畴的挽救办法。格拉斯姗姗来迟的披露会有什么影响?随着他接近人生的尽头,纳粹主义的记忆淡化,弗伦茨贝格师党卫军的活动成为美国周末休闲战争游戏的对象[10],格拉斯突然破坏了自己的雕像——不是作为小说家的雕像,而是作为坦诚、及时地正视纳粹过去的道德权威的雕像——让其废墟留在路边作为警示,就像雪莱(Shelley)的《奥西曼迭斯》(Ozymandias)。关于这个主题,他所说和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他现在留给我们的自身例子一半有效。六十年来,连君特·格拉斯也不愿和盘托出自己曾是党卫军中的一员!看,陌生人,颤抖吧。

当开始思考这个谜时,我与一位德国朋友讨论了一番,这位朋友只比这位小说家小两岁,但战争的经历完全不同。他说:“你知道的,我对此有一个理论。我认为格拉斯从未参加过党卫军。他只是让自己相信参加过而已。”我肯定我的朋友说的不是表面意思。我把他的话理解成是一种诗意的洞察力,洞察到了德国人的记忆痛苦又错综复杂的特质。他补充说:“但不要写上,否则格拉斯将告你宣称他没有参加过党卫军。”

2007年


[1] 翻译基本上是我自己做的,为了本文的目的,翻译尽可能接近于德语原文:Beim Häuten der Zwiebel(哥廷根:史泰德出版社,2006年)。快速浏览了一遍,我觉得迈克尔·亨利·海姆(Michael Henry Heim)的《剥洋葱》译本似乎巧妙地将不可翻译的东西都翻译了出来。

[2] 冯内古特,美国小说家,黑色幽默小说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没有国家的人》、《第五号屠宰场》。珍珠港事件后,冯内古特入伍参战,1944年被德军俘虏,在二站末期的轰炸中幸运生还。——译注

[3] 格拉斯拥有强大的想象力,但他的最优秀小说取材于生活。比如,《铁皮鼓》中奇妙的小矮人表演者。但在《剥洋葱》中,格拉斯回忆说,在去参加党卫军的路上,他看到一群小矮人在柏林火车站的防空洞里表演。《铁皮鼓》这部精彩电影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在筹备该电影的时候说,他得出结论,“这些小说中的东西都不是创造的”。

[4] 详见http://www.zdf.de/ZDFmediathek/inhalt/29/0,4070,5255773-5,00.html.

[5] 更多有关纳粹—斯塔西的联系的信息参见本书的下一篇文章,“我们脑海中的斯斯塔西”。

[6] 我将该评论归功于我的斯坦福大学同事阿米尔·埃莎尔(Amir Eshel),她即将出版的新书有关德国和以色列文学的历史记忆位置,将在这方面发表更多引人注目的看法。

[7] 贝恩德·韦格纳,《党卫军:组织、意识形态和功能》(The Waffen-SS: Organization, Ideology and Function),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1990年,370页, 注释 60。

[8] 克劳斯·瓦根巴赫,“Grass sprach schon 1963 über SS-Mitgliedschaft”,《世界在线》(Weltonline),2007年4月25日。

[9] 似乎值得补充的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君特·格拉斯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共聚一堂,安德鲁·奥哈根(Andrew O’Hagan)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访谈,而又正值《剥洋葱》在美国出版,梅勒——他说发现该书“如果不是我读过的最优秀的战争题材作品,就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对格拉斯的行为做出了相当敏锐又同情的猜测:
我认为他可能觉得无法下手,因为一方面,他没有准备写它(即没有找到合适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要牺牲的东西太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要牺牲的东西太多了。对于他所信奉的东西,要牺牲的还要越来越多……因此现在他在为此付出代价。但我必须指出,今晚我很高兴与他在这里相聚,我尊重他。
梅勒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还告诉观众格拉斯的故事促使他开始“搜索自己的人生,问自己有没有隐藏了很久却从未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可能永远不会写吗?在我看来,背叛我妻子阿黛尔的事情,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写。”
该访谈的录音可以在www.nypl.org/research/chss/pep/pepdesc.cfm?id=2678上找到。

[10]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我们不是以政治为导向的组织,只是想享受二战时期快节奏和刺激气氛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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