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柏林人” [1]

你年轻的时候,无法想象老人也曾年轻过。随着你慢慢变老,这就更容易了。我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以赛亚·伯林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是英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偶像人物,戴着厚厚的边框眼镜,穿着黑色的三件套,更令人难忘的是他充满模仿、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谈话,通常会同意与一小群本科生共度一个夜晚。对于一位十九岁的学生来说,他似乎相当于玛士撒拉[2]——不过在二十五年的亲密接触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位非常渴望闲谈并且拥有闲谈天赋的玛士撒拉。

亨利·哈代(Henry Hardy)精心编辑了以赛亚·伯林1928—1946年间的书信集,该书信集展现了以赛亚·伯林年轻时的样子。[3]他的人生以一系列不断扩大的圈子展开。第一个圈子是他亲密又提供支持的俄罗斯犹太家庭,1921年,整个家庭从里加(Riga)移居到了英国。有一封早期感人的信,是十九岁的沙亚(Shaya,他当时的名字)写给精神抖擞、喜欢音乐、追求浪漫的母亲玛丽的。她因提心吊胆地与其做生意的父亲孟德尔·伯林(Mendel Berlin)生活在一起而感到沮丧,他写信安慰她(“我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信的结尾提出了如下劝告:“记住:生活是美好的,无论看上去多么糟糕,总会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经历20世纪所有恐怖的事情,这仍然是以赛亚的个人信仰,这种完全乐观、坚信生活的态度是让他成为如此鼓舞人心的人物的品质之一。

如此深情、忠诚、让人放心的写给“爸妈”的信贯穿了整本书,他们经常担心他的身体和形象。有时,阅读它们感觉像偷听私人谈话。二十四岁、已是牛津大学新学院讲师的他写道:

尊敬的母亲:依次回答您的问题:(1)我在吃药。(2)我好多了。肚子不那么痛了。我在注意饮食。(3)目前据我所知,我没有带走新手帕。我会再看看,但我觉得没带。(4)我洗了两次澡!(2)指甲等不是很干净。我会尽量弄干净的。

毫无疑问,玛土撒拉也有一位爱忙活的犹太母亲。哈代在多个地方插入了孟德尔·伯林私下里对自己儿子相当感人的真实勾勒的片段,写到以赛亚的时候用的是“你”。

第二个圈子是牛津大学,1928年来到该大学读本科,1997年在那里去世。牛津大学是以赛亚生活的核心——1944年,他在华盛顿写道:“伦敦是天堂,但牛津大学是七重天。”——这些信件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牛津大学还自信地自认为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中心。他赞赏地引用了德国学者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评论,“英国文化的晴雨表在牛津和剑桥而不是在伦敦”。(如果曾经是这样的话,现在已经不是了。)战争时期,他待在美国,发回的报道说:“与牛津大学相比,哈佛大学是一片沙漠。”

以赛亚·伯林的牛津大学与以赛亚的全部世界一样,总是围绕着特定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穿插在行文中,出现在生动简短的描述、闲谈、贺词和哀悼中,他这样描述他们:慷慨、诙谐幽默、偶尔发脾气、充满生活乐趣。有人告诉我们,他融入了位于“舒适”的小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本科学院的社交生活,参加了每个学生社团,他的房间成了其他学生寻找同伴和聊天的胜地。他交友的天赋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

一开始,那个社交圈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古典主义者为了讨生活加入了殖民地服务机构(Colonial Service),他们喜欢想象:“杰里的事业似乎完全定下来了。尽管我收到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发来的有关非洲、有点辛酸的信出乎意料,但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但他很快进入了更加显赫、有头有脸、富裕的上流社会(haute volée),或者正如以赛亚自己所说,“有点邪恶躯体味道的社会”——大概是暗示伊夫林·沃的《邪恶的躯体》(Vile Bodies)。有史以来首位犹太学者当选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后,他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陪同下去了剑桥大学,和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 Rothschild)以及他的妻子一起住,后来又坐私人飞机从剑桥大学飞回了牛津大学。

以赛亚的第三个圈子:上流社会。起初是英国的上流社会,但很快扩展了出去。晚年的时候,他说“世界上有567个人,我全认识他们”。然而,他作为观察家已经够讽刺的了,不能再说他是一个“势利者”,“势利”在文中似乎是一个极具批判性的词。他拥有无法餍足的欲望和能力(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已经很明显),认识非常广泛的人群,尤其是政治界、外交界、文学界(斯蒂芬·斯彭德是他早期认识的重要的终身朋友,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是经常联系的人)、新闻界、音乐界、当然还有学术界的人。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似乎真的认识——或者已经认识——“所有人”。这得益于某种交谈变色龙的品质(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意每位对话者的观点,通过慷慨地认同来取悦他们,然后再加一点自己的想法。在描述两位哲学家和一名女子的紧张三角恋时,他自嘲说:“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微妙、机智地充当全世界的朋友。”在他的晚年,我有时觉得他将它提升成了实用的原则:为了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快乐,采用变色龙主义是合情合理的。

在这些20世纪30年代的信中,他是一个机智的社会观察者,写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话:“理查德·克罗斯曼正在试图再次出卖自己的灵魂,但连在那些认为他有灵魂的人当中也找不到买家”;指导本科生“就像在肥皂上点火柴”;“大卫·塞西尔(David Cecil)还是跑进跑出,发出的声响就像带着一笼母鸡穿过田野”。他的信大谈早已不复存在的各类“明星”和“有点邪恶躯体味道的社会”,还采用有意强调和有点聪明年轻人的风格叙述,这有时令人厌倦。万灵学院的全称是“忠实逝者的万灵学院”(The College of All Souls of the Faithful Departed),但有时它感觉是“不成熟逝者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of the Frivolous Departed)。正如他在一封写给伊丽莎白·鲍恩的信的结尾自嘲所说:“这里面可能有许多戏剧性的废话,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重读这些信。”

我们没有听说太多有关他追求知识的东西,或许这并不令人吃惊,不过可以看到每周四他与弗雷迪·艾耶尔(A. J. Freddie Ayer)、奥斯丁(J. L. Austin)、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进行哲学座谈会时极其兴奋的状态,以及与斯蒂芬·斯彭德的一些惬意的文学交流。1935年,在万灵学院写给斯彭德的一封信中,他评论了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及其1900年的著作《生活的挂毯》(Der Teppich des Lebens):

我觉得你对格奥尔格的评价很对。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诗人,有时“生活的挂毯”华丽无比,其他书中的古怪东西也是一样:至于你引用的段落,我认为他是一个迫害自大狂,他最亲密追随者的任何辩护都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他是一个有着令人厌恶的看法或实际生活模式的人,他毁掉了自己的许多朋友,剥削他们,利用他们,等等,就像瓦格纳(Wagner)有时所做的一样,不仅像乔治·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烧死他们,或者像劳伦斯有时肯定会做的那样折磨他们(这是不是废话?),还冷漠地利用他们,不是凭借他的本性而是凭借他自认为的身份,或者至少说是凭借他决定发挥的作用。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扰中,欧洲政治受到的威胁相对那么少。1931年,在一次与斯蒂芬·斯彭德一起去萨尔茨堡音乐节最早的每年定期旅行中,他记下了自己“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纳粹党人——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穿着官方的褐色制服,在他的袖子上有一个红黑色的卐字,戴着小小的黑羔皮帽,帽子上还绣着银色的标记”。1933年去了罗塞尼亚(Ruthenia):“五种主要语言、七种次要语言、四条边境线、美丽又疯狂的犹太人、小气的乌克兰争吵者。”在万灵学院的晚餐桌上,回响着安抚希特勒的争论声。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牛津大学的德国贵族,后来因参与抵制希特勒被处死——在柏林圈内进进出出。但是,关于分崩离析的欧洲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听到的东西就像从学院高墙另一边繁忙大街上传来的回声。

这可能刚好部分反映出以赛亚认为适合写信的内容,又刚好这些信件幸存了下来,传到了他的传记作家亨利·哈代的手中,哈代呼吁所有拥有其他信件的人将信拿出来并开始编辑该书。实际上,为了恰当地阅读该书,你还需要有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关于以赛亚撰写的优秀传记。[4]在其他情况下,以赛亚可能仍然只不过是牛津的一个伟大人物,是当地的传奇但并不是一个拥有更广泛重要性的人物,就像他之前的榜样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一样,伊格纳季耶夫称,伯林著名的声音和风格就是模仿莫里斯·博拉的,然而,你从中可以看到这是怎么回事。让他免受这样的命运、让他成为本国和国际重要思想家的是他的更广泛的三个生活圈子:他的犹太联系,与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巴勒斯坦以及后来以色列的关系;美国(1940年他去了美国);俄国。

对于我来说,该书披露出了1934年以赛亚首次巴勒斯坦之旅惊心动魄的生活。显然,以赛亚深知自己是犹太人,但人们可以在文中看到,他一边被完全接受为英国社会聪明的年轻成员,一边他还是被清楚地定义为“犹太人”。在新学院的晚宴上见到他后,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对她的外甥昆汀·贝尔(Quentin Bell)写道:“有伟大的以赛亚·伯林,从相貌来看是葡萄牙裔犹太人;牛津大学的重要人物;我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吞火者。”

现在,在巴勒斯坦,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如果不是直接冲突的话,也是处于紧张关系中。他与他父母的俄裔犹太朋友伊扎克(Yitzchok)和艾达·沙穆诺夫(Ida Samunov)一起住在耶路撒冷乔治国王大道的潘森·罗姆酒店(Pension Romm),而他的旅游同伴、万灵学院的非犹太研究员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下榻在更豪华的大卫王酒店。以赛亚在一封信中对他的父母解释说:“那里有些麻烦,所有犹太员工都被突然开除了——劳动力的问题——因此现在犹太人待在那儿不太受欢迎。”一位儿时的犹太朋友非法在“一家巴勒斯坦的报纸”工作。但“今晚我和福斯特与许多年轻的(英国)官员吃饭。伊扎克想要我‘教育’他们。这个我不会做”。

他一下子在殖民政府里与牛津的同时代人、朋友坐在一起,一下子又与一位觉得受到可怕压迫的犹太家庭的朋友坐在一起。他对自己的父母写道:“然而,气氛虽然紧张但美妙:犹太人。到处都是犹太人。假期的时候,你可以轻松一下:许多希伯来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的郊区唱着俗气的歌,但唱得不是很响,人们在塔尔西姆(Talésim)闲逛等。”然而,“犹太人的观点与英国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关于一般政策的东西比关于小小的粗鲁、野蛮和侮辱的东西少。”他还补充说,“英国人是C3”——指低级的。他给马里昂(Marion)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写道,巴勒斯坦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共学校的人——低下的群体——充当的”。“至于犹太人,他们最不寻常又最迷人,我对他们同样感到不自在,避开他们。”

有点令人惊奇的是,他在英国自称是“Metic”——这是一个古希腊词,指住在希腊城的外来人,拥有一定的而不是所有的公民权。正是这种外国性、临界距离、从未有相当完全自在的感觉,让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提高。通常,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在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异化。所有知识分子在精神上都是Metic。比如说伯林,他价值多元主义的核心哲学观点起源于这种经历和紧张关系,这样假设似乎是公平的。

伯林在美国的五年多岁月(这占到了该书近一半的篇幅)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发生了——因为他试图去俄国。到了1940年的夏天,他的大多数英国朋友要么在军队,要么在政府部门工作。哈代表示,以赛亚因出生时受伤,左臂无力,无法参军,又因为他是外国血统,无法进入政府部门。他沮丧不已,给时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写了一封信,想在俄国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文化—政治情报站服务并担任英国的调查员(“只听到我说话的俄国人根本不会认为我是外国人”)。该信似乎不是以这种形式发送的,但或许是以相似形式发送的。

大概在同一时间,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拜访了他,当时伯吉斯是以品行不端、醉酒闻名的英国外交官,但事实上他是一名苏联特工。伯吉斯建议伯林做英国媒体驻莫斯科的随从,他(伯吉斯)应该陪他先到美国获取必要的苏联文件,然后再去莫斯科。伯吉斯可能觉得以赛亚是他向其秘密苏联上峰回报的有用掩护。哈利法克斯勋爵随后很快签署了旅游护照,要求“让以赛亚·伯林先生通过美国和日本自由地进入莫斯科”。

当时,以赛亚有点契诃夫的样子,在华盛顿闲坐叹息着“要去莫斯科!”,而他不知道的是,约翰·福斯特敦促政府加以阻止后,只有正在旅行的外交官菲茨罗伊·麦克莱恩(Fitzroy Maclean)心急如焚,但实际上巧妙地阻止了伯吉斯不同寻常的计划。(亨利·哈代精心重建了这个故事。)幸运的是,后来英国情报部门和大使馆发现了他的才能。他的任务是报道和试图影响美国的犹太社区和有组织的劳动力。影响他们就是让他们更同情英国对抗希特勒的事业,当时,美国没有参与。他在纽约愉快地向父母写道:“这里的犹太人很难对付,但我希望应对他们,让国王陛下的政府受益。”然而,他同样善于认识新政华盛顿政府(New Deal Washington)的上层阶级,比如艾尔索普兄弟(Alsop brothers)、菲利普(Philip)和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他交朋友的天赋有了很好的发挥余地。

以赛亚从纽约和华盛顿发回来的报道非常丰富生动,甚至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还带来了一个著名的片段,当时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5]应邀出席克莱门汀·丘吉尔(Clementine Churchill)的午宴,接着英国首相开始嘲讽美国的政治,误以为自己在与写那些非凡报道的以赛亚·伯林聊天。

哈代在此收入了一个以赛亚报道天赋的例子——一份“美国人对英国人有偏见的东西”的名单,包括从帝国主义、阶级制度到“英国人说话不爽快”,不一而足。在美国的英国人用谨慎和保守代替了圆滑,不允许自己强烈同意或者不同意美国说话者的观点,但想说这“非常有趣”。英国外交官将这份名单传给了伦敦的外交部,他将其作者形容成“在英国驻美宣传部工作的非常聪明的犹太人。这个文件能够让人感受到该犹太人的幸灾乐祸,他发现另一个种族(哈代在这里加了‘原文如此’)也不讨人喜欢——但它是相当高明的,大约有60%的内容是准确的”。

与此同时,私下里,以赛亚坦言非常思念英格兰。(与许多他那一代的英国作家一样,以赛亚互换使用“英国”和“英格兰”,但“英格兰”承载着更多积极的情感。)1940年8月,他在纽约给父母写信说:“英格兰要美丽得多啊。”六个月后,“我希望能在英格兰”。特别是纽约,他发现很难接受。他后来有些夸张地回忆说:

我过去常常站在洛克菲勒大厦(Rockefeller Building)的第44层,往下面的大街看,有某种想自杀的冲动。那些乱爬的小蚂蚁,多一只,少一只,根本没有关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只是个无用的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没有任何个性。在华盛顿,我的感觉相当不同。

他努力向总是充满爱意、关心有加、忧心忡忡的父母隐瞒这种更深的不满。他总是给他们发电报说:“身体很好。”(因此,书信集的英国版标题就是“身体很好”,遗憾的是,美国版的标题没有用它)甚至“请建议把伯林当作身体很好的同义词”。然而,有一次,他被迫承认:“我必须承认,像昨天我所做的那样在电报里告诉你我‘身体很好’并不是非常明智或者真实,那是夸张的。”他在纽约医院里写了这封信,当时他得了肺炎,正在慢慢康复。然而,当时,他还总结说:“我的身体基本上没问题。”

他写道:“母亲会很喜欢美国。开放、有激情、二乘以二等于四的人喜欢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没有细微差别。”但以赛亚本人要不那么肯定得多。他对亲密的牛津朋友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透露说:“不像我在牛津、剑桥、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甚至爱丁堡等地期待的那样,没有社会秘密,也没有原则上来说无法用明确计划应对的特别社会迷宫。这非常重要。还完全没有盐、胡椒粉和芥末等。”他给马里昂·法兰克福特(Marion Frankfurter)写信,给其美国记者更加积极地讲述了美国:

我自己对这种可怕的清楚和强调有点不舒服: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凡事都用许多非常明确的词来表述,没有秘密调料吊人胃口,凡事都实事求是,有时还为此详细地阐述。但这要比英格兰或者法国的只见其小和逃避好。审美方面略输一筹,但在道德方面高人一等。

完美地表达出了一个英国人对美国的矛盾态度。

显然,以赛亚在华盛顿和美国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为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1945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讲述其影响力的文章,尽管以赛亚给其老板亨利·卢斯(Henry Luce)——当然他认识卢斯,因为他似乎认识所有人——发电报,试图阻止该文章刊登。《时代》周刊用富有特色的带有连字符的形容词报道说:

黑皮肤、拥有乌黑头发的伯林的主要工作是在美国编辑每周的报道,通过参加漫长的晚宴和鸡尾酒会积累报道材料。东道主和客人着迷于他那牛津口音对世界的评论及其精辟性;记者伯林则着迷于他学到的东西。

第二次对于“着迷”一词的使用值得商榷,至少没有一些秘密调料。要在孟德尔·伯林真诚、令人感动的评判的基础上阅读《时代》周刊的报道,在其家族回忆录中,孟德尔·伯林用其有点奇怪的俄式英语概括了以赛亚在美国的岁月:

你扩充了自己的个性,开始联系牛津学术圈之外更大的世界……获得了大量的自信。你获得了政治和外交知识,不会像过去和现在的许多学者一样轻易被骗了。

他以一位父亲关心、爱护的角度做出了该评判,在我看来似乎是恰当的。但以赛亚自己相当不安,似乎尤其是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引人注目的是,它几乎没有在文中出现;我指的是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情,并不是这个词,这个词后来被广泛使用)正在自己犹太人和英国人的身份之间制造日益紧张的关系,就像十年前在巴勒斯坦预言的那样。1944年1月,他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给父母写信说:“犹太问题肯定会在这里变得日益严重,我竭尽全力避开它,但没有成功,最终一切还是摆到了我的桌前,我必须实现外交周旋的奇迹。”他继续写道:所有人都极其友善、富有魅力和有礼貌;这个国家无疑是最大的善良人聚集地,但待在这里的想法仍然是一个噩梦。欧洲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天,我就可能疯狂地尝试回到牛津。然而,在他回到那学院高墙和有秘密调料的安身之处前,他进入了自己经历中最深、最黑暗的圈子:俄国。与契诃夫的三姐妹不同,以赛亚最终真的到了俄国——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月,待了四个月。我们从他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令人感动的“1945年和1946年与俄国作家的会面”——中认识到,伯林世界中的这第六个圈子,扩大、加深和影响了他后来所说和所写的所有东西,影响甚至比巴勒斯坦和美国还要大。这是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体验到极权统治,这破坏了他那些亲近亲戚的生活,包括他的叔叔营养学教授列弗或者利奥·伯林(Leo Berlin),他是以赛亚寻找和拜访的对象。利奥·伯林于1952年被捕,被控属于英国间谍的范畴,其中也包括以赛亚。他被审讯和折磨直到他“招认”为止。斯大林死后,他被释放,却因在街上看到严刑拷打他的人而犯心脏病去世。

尽管编辑没有错,但本书的俄国部分令人失望。只有几封信保存下来,也没有什么信添加进来。哈代不得不寻找其他资源,重印以赛亚一次列宁格勒之行的官方报告,他儿时就住在列宁格勒。但正如哈代指出的那样,伯林“有意淡化、实际上有点编造”自己与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的邂逅以及通宵的交谈,这对他们两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一点,你还必须去读以赛亚自己的作品、伊格纳季耶夫的传记,当然还有阿赫玛托娃的“没有英雄的诗歌”,这首诗极富诗意地称赞了以赛亚,写这首诗是了纪念她与他在自己丰坦尼宫(Fontanny Dom)简朴的公寓里第二次见面十周年:

他不会成为我深爱的丈夫

但我们的成就、我和他,

将影响二十世纪。

这与1928年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的闲聊相距十万八千里。

再在华盛顿待上最后几个月后,当时三十七岁的以赛亚将回到牛津大学的新学院。他给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6]写信说:“在昏暗的休息处,我应该会有些怀旧,但不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遗憾,我认为我应该不会回忆这个世界。”然而,他也无法完全忘掉它。沙亚变成了以赛亚,那个三十年后我将在另一个学院里遇到的可以辨别的以赛亚:一个牛津大学的人物因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和俄国三个更广泛的圈子而变得高大,变得独一无二。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大概是从1946到1966年,他将发表大量的作品——不止纯粹哲学和专著,还有思想史、传记和政治理论的讲座和随笔——这将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声誉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将论证一种复杂、精微、多元主义版本的自由主义——用朱迪丝·史珂拉(Judith Shklar)的完美词组来说是“恐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是为了“搅乱20世纪”,而是试图为这一个世纪的可怕动荡寻找一个文明的答案。他的回答如此微妙、宽容、积极向上,以至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会感动地说:“我是柏林人。”

2004年


[1] 译按:原标题为德语“Ich bin ein Berliner”,在西文中,作为地名的柏林(Berlin)与作为姓氏的伯林(Berlin)的拼写完全一样。

[2] 玛士撒拉(Methuselah),《旧约》中提到的老人,活了969岁。——译注

[3] 以赛亚·伯林,《飞扬年华:1928—1946年间的信》(Flourishing: Letters 1928–1946),亨利·哈代(编),伦敦:查托&温达斯出版社,2004年。

[4]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以赛亚·伯林的一生》(Isaiah Berlin: A Life),纽约:大都会图书公司,1998年。

[5] 欧文·伯林,美国作曲家、流行音乐词作家。——译注

[6] 埃夫里尔·哈里曼,美国富豪,银行家、船王、外交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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