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国知识分子”是矛盾修辞吗?

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是知识分子吗?你是知识分子,还是与这个称号相距甚远?有一天晚上,我问一位我认为显然是英国知识分子的时事评论员他是否是知识分子,透过他的眼镜可以看到一丝惊慌,他回答说:“不,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害怕患上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

在其绝妙的新书《思想的缺失》(Absent Minds)中,思想史家斯特凡·柯里尼(Stefan Collini)描绘了英国这种否认传统的悠久历史。[1]在其他欧洲国家会被形容成知识分子的人一次又一次否认他们是。柯里尼所谓的“缺失主题”称,与法国人、波兰人或者奥地利人不同,我们没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始于加莱(Calais)。“英国知识分子”是一种矛盾修辞,与“军事情报”一样。口头英语之河承载着厚厚一层有点轻蔑或者讽刺的绰号:书呆子、老学究、风雅之士、女才子、自称无所不知的人、电视明星、媒体明星、空谈阶层、聪明过头的人。修饰语“所谓”总是与“知识分子”这个词连在一起,就像一个保镖。引号所表示的讽刺意味并不遥远。

柯里尼说得很对,这让我们处在了一种虚假的清醒状态中。与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那么特别,反而比我们自己认为的还要像欧洲人。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柯里尼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义。首先是主观、个人的意义:博览群书、对想法感兴趣、追求思想生活的人。人们说一位朋友或者亲戚“有点知识分子的样子”时,通常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通常这并没有什么恶意,仿佛谈论无伤大雅的兴趣和小缺点一样。)其次是社会学上的用法:比如,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可能由所有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组成。但这种社会学上的用法在英国从未真正流行过,与在中欧和东欧不同,在那儿,这是标准描述方式的一部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意义是文化角色的描述。柯里尼试图给它下一个缜密的定义。在这种意义上,知识分子是指某个人首先在创新、分析或者学术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就,接着利用现有的媒体或者表达渠道参与更广泛公众的更广泛问题,其中一些人随后成为公认的权威——或者至少说是公认的人物和声音。几年前,在一场与捷克知识分子的辩论中,我试图给知识分子的角色下的定义如出一辙:“这是思想家或者作家的角色,参与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讨论,参与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却有意不谋取权力。”最后一条标准化的限制条款对我来说似乎非常重要,不过瓦茨拉夫·哈维尔等知识分子不接受这一条,他参与政治并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将这类人形容成“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像“风雅之士”一样都是从美国引进的。但是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指发挥上述描述的作用的人,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便是赘述,“私人知识分子”是矛盾修辞。隐士或者隐居者可能“有点知识分子的样子”,但参与到更广泛的公众中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有些人或许只有死后才能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这一事实使情况更加复杂了。只有十一个人参加了卡尔·马克思的葬礼,但他成为有史以来对政治最富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因此,可以说有死后的公众。

但英国知识分子诋毁或者不接受知识分子这个术语时,他们有时只是在表达英国的经验主义对各种更为抽象理论化的大陆形式的厌烦而已。这也正是奥威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将让—保罗·萨特形容成“一袋风”的原因之一。正如诗人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在“马尼拉宣言”(Manila Manifesto)中所说,“我们对法国人说:要么闭嘴,要么说有价值的东西(AUT TACE AUT LOQUERE MELIORA SILENTIO)。”“牛肉在哪儿?”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抛给德里达(Derrida)、阿尔都塞(Althusser)或者海德格尔(Heidegger)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是不同知识分子传统之间的冲突而已。此外,通常在英国,思想越偏右的人对知识分子越怀疑。英国的共产主义者会相当愉快地谈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这有助于解释奥威尔厌恶该称呼的原因),而保守派的历史学家、记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如果有知识分子的话,那他就是)写了整整一本书阐述知识分子有多么讨厌。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如今的欧洲,英国是拥有最丰富知识分子文化的地方之一。与知识分子的发源地法国相比,在英国,关于理念、政策和书籍可能有更真实、实质性和创新性的辩论,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与塞纳河(Seine)左岸相比,泰晤士河南岸没有那么优雅,但更加富有知识分子的生机。

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地方拥有如此众多的智库。似乎每个月都会有一场文化盛宴,大量的观众排队聆听许多书呆子和科学家的话。我们拥有欧洲最好的大学,一些英国的学者还成功摆脱了政府强制实施的研究评审工作那可怕、苏联式的控制,争取足够的时间与更广泛的公众分享知识。我们拥有英国广播公司,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通过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的《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和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的《开启一周》(Start the Week)等节目来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英国广播公司总裁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在展望公司的未来时,再次重申将致力于雷斯(Reith)[2]三脚架的第三只脚:提供教育、信息和娱乐。

我们的商业图书出版商成功地将严肃的作品推广给了更广泛的读者群。(我们书店的情况堪忧,但幸运的是总是有亚马逊。)我们拥有一流的学术期刊:《展望》(Prospect)、《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卫报评论》(Guardian Review)、《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和openDemocracy.net 网站等。通过英语和跨大西洋频繁的文化交流,我们不仅参与到了美国的大辩论中,还参与到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大辩论中。互联网和博客空间为任何试图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提供了非凡的机会。如果他们说的东西很有趣,公众将找到他们——而且不仅仅是英国的公众,还有全世界的公众。

总而言之:英国知识分子从未这样良好表现过。因此,他们继续否认他们存在还重要吗?可能不重要了。或许这甚至还有助于防护在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有时遇到的那种自我重要性的夸大意义,也可以说防止成为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 Henri-Lévy)[3]。让法国人执着于字词,我们继续满足于实物吧。

2006年


[1] 斯特凡·柯里尼,《思想的缺失:英国的知识分子》(Absent Minds: Intellectuals in Britai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雷斯,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一任总裁。——译注

[3] 伯纳德-亨利·列维,法国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写过三十多本书,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美国眩晕》(2006年)和《左派的黑暗年代:对抗新野蛮主义》(2008年),均由兰登书屋出版。

Copyright & copy 7dtime.com 2014-2018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该文件修订时间: 2018-06-23 09:54:53

results matching ""

    No results m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