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

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判断信息研究部这个神秘部门的性质。因此,我专心研读了讲述该部门的已出版的文献,还读了一些存在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ce)中的档案。[3]我还与几位当时在该部门工作的前成员交谈过。他们包括指示西莉亚·科万向奥威尔要名单的官员亚当·沃森;研究苏联恐怖的资深编年史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他后来与西莉亚·科万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自己“疯狂地爱上了”她;人如其名的约翰·克洛克(John Cloake)。

显现出来的画面是一个不太明确的组织,有一群截然不同的人摸索着从刚刚结束的对抗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战争(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中走出来,进入对抗作为战时英国盟友的共产极权主义的新“冷战”。与通常称为军情六处的秘密情报机构(政府否认它的存在)不同,信息研究部出现在外交部部门的名单中,但并不是所有其官员都能在那儿得到确认。其大部分资金来自“不记名投票”(Secret Vote),是一种政府拨款,用于资助秘密服务机构,不受一般形式的议会审查。1951年,外交部内部的一份描述直截了当地说,“应该注意的是该部门的名字意在掩护其工作的真正性质,对于这点必须严格保密”。[4]

起初,那个“真正的性质”主要是收集和概括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恶行的可靠信息,将这些信息散布给友好的记者、政客和贸易工会会员,在经济方面支持反共产主义作品的出版。该部门由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成立,对拥有良好左翼背景的作家特别感兴趣。比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了三本简短的书,它们的出版受到了信息研究部的资助:《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失败?》(Why Communism Must Fail)、《什么是自由》(What is Freedom?)和《什么是民主?》(What is Democracy?)。据信息研究部的资深人员说,一些作家,像罗素,深知让他们写书的出版商(背景图书公司)受到外交部该半公开部门的支持;其他人当后来得知出版商的资金来源时愤怒不已,比如哲学家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他写了《民主的革命》(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这种模式与文化冷战中其他有名的事件如出一辙,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邂逅》(Encounter)[5]

显然,这些作家中较著名者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会出版,但是信息研究部让他们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已经受到共产主义统治或者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外。拿奥威尔的作品来说,该部门支持了《动物庄园》的缅甸语、汉语和阿拉伯语版,委托制作了与该书同名、相当粗糙的连环画(给猪少校画了列宁的大胡子,给拿破仑猪画了斯大林的八字胡,以防头脑简单的读者看不懂意思),还在英联邦的“落后”地区组织放映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政治上扭曲——的《动物庄园》动画电影。

该部门还与英国广播公司的海外服务部门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在一份档案中,我读到信息研究部的官员试图向时任英国广播公司总裁伊恩·雅各布爵士(Sir Ian Jacob)施压,采用其建议的选词来描述苏联。[6](一个选词的例子是:“警察国家。又一个有用的词组,突出了该制度中有时被忽视但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在这件事上,英国广播公司顶住了压力,监管信息研究部的外交部官员告诉其下属不要指手画脚。

然而,信息研究部的一些特工似乎并没有仅仅限于使用这些欧内斯特·贝文所谓的“反共产主义宣传”相对较温和的手段。他们使用在之前战争中为政治作战执行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7]或者军情六处工作过程中学到的方法,显然是试图通过确认共产主义成员或者据称的共产主义成员,散播有关他们活动的可怕谣言——或许更可怕的东西,来对抗他们认为已经被共产主义渗透的贸易工会、英国广播公司或者像全国公民自由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这样的组织。

因此,我们肯定可以想象,罗伯特·康奎斯特坐在卡尔顿府联排的一个房间里,一丝不苟地收集和筛选着东欧政治的信息。在另一个办公室里,二战期间的政治作战执行部或者军情六处的前成员可能正在准备某种稍微不那么谨慎的行动。你在隔壁可以见到富有魅力的专业外交官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他在信息研究部工作了三个月,作为苏联的特工,将这边的所有情况告诉了在莫斯科的上峰。在走廊的另一边,坐着一位叫费伊(Fay)的年轻女子,不过这只是从1952年开始。小说家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后来回忆说,当军情六处的人过来时,会告诉她和她的同事“转过身去!”,这样这位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经过走廊的时候就不会被看到了。(“亲爱的,那位绅士经过的时候,看墙壁。”)但他们偷偷看了。

随着冷战的加剧,早些年的白色宣传似乎日益被灰色或者黑色宣传所取代。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据当时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人说,信息研究部是外交部中有名的使用卑鄙手段的部门,尽情地诽谤人格、发送虚假电报、在抽水马桶的位置上放痒痒粉和制造冷战的恶作剧等……这些在档案中几乎找不到,即使与情报相关的档案最终公布,在那些档案中也找不到。

所有幸存者都坚持表示,1949年奥威尔提供的名字最不可能传给任何其他部门,尤其是英国的国内安全服务机构军情五处和负责国外情报的军情六处。亚当·沃森对我说:“老实说,我不记得我们给军情五处或者军情六处说过的任何案例。‘你听说说某某人说谁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吗?’”然而,正如沃森自己提醒我说,“老年人记性不好”。显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情况,比如信息研究部的负责人拉尔夫·穆雷(Ralph Murray)和军情六处的一位朋友在卡尔顿府联排附近的游客俱乐部里喝白兰地的时候会轻声说些什么。

西莉亚·科万总是大力维护奥威尔对信息研究部工作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对他这份名单的怀疑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说:“我向来知道他是两面派。”工党议员杰拉尔德·考夫曼(Gerald Kaufman)在《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中写道:“奥威尔也是一位老大哥。”西莉亚·科万坚持认为:

我认为乔治这样做是相当正确的……当然,所有人都认为天一亮,这些人就会被枪毙。但在他们身上只会发生一件事,那就是不会请他们为信息研究部写东西。如今,一些作家称,信息研究部的反共产主义活动相当于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英国版。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人会惊奇,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相比,这是多么的温和。麦卡锡主义促使亚瑟·米勒写了《熔炉》(The Crucible),查理·卓别林逃回了奥威尔的英国。

想一想名单上的一些人是谁,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奥威尔在给西莉亚的随附信件中特别提到了彼得·斯莫利特,他指出:“……强烈觉得是俄罗斯特工。非常圆滑的一个人。” 彼得·斯莫利特出生于维也纳,当初叫彼得·斯莫尔卡(Peter Smolka),二战期间担任英国信息部苏联分部——奥威尔真理部的灵感来源之一——的负责人。现在,我们又多知道了关于他的两点信息。第一点是,根据克格勃文件中的米特罗欣档案(Mitrokhin Archive),斯莫利特—斯莫尔卡确实是金·菲尔比(Kim Philby)雇用的一名苏联特工,代号为“ABO”。第二点是,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那位建议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把《动物庄园》当作不健康的反苏文本,拒绝出版它的官员。当时,英国是如何起诉或者迫害这位苏联特工的呢?让他获得了官佐勋章(Offic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后来,他成了伦敦《泰晤士报》的中欧记者。在他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似乎是,他关于战后维也纳的那些短篇故事大都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吸收到小说《第三个人》中去了。在电影中,他开了一个知情人才听得懂的笑话,观众肯定认为有一个酒吧或者夜总会的名字叫斯莫尔卡。

根据米特罗欣克格勃的文件,工党议员汤姆·德赖伯格(Tom Driberg)——“通常称为‘秘密的’支持共产党的人士,但在我看来不是可靠的支持共产党的人士”——在莫斯科新都城酒店下面的厕所内与克格勃第二总局的一名特工发生了危险的同性恋关系后,1956年被雇为无疑是非常不可靠的苏联特工(代号为LEPAGE)。然而,他去世的时候是著名的作家和梅尔的布拉德韦尔勋爵(Lord Bradwell of Bradwell-juxta-Mare)。E. H. 卡尔、艾萨克·多伊彻、小说家内奥米·密契森(Naomi Mitchison)(“愚蠢的同情者”)以及普里斯特利的事业都很成功,目前据我们所知,没有受到英国政府的任何阻挠。讽刺意味十足的是,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在1956年根据奥威尔《一九八四》拍摄的电影中担任了主演。

换句话说,在他们身上都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连在斯莫利特这样的人身上也没有,他身上本应该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那三十八个名字组成的名单中所有不那么著名的作家和记者都是如此: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至今,我发现的唯一有点像“列入黑名单”的案例是阿拉里克·雅各布(Alaric Jacob),他是一位二流作家,与奥威尔上的同一所私立学校,满怀愤慨地追求自己的事业。根据英国政治审查的一项研究,阿拉里克·雅各布于1948年8月在卡弗舍姆(Caversham)加入了英国广播公司的监控服务机构,但在1951年2月“突然被剥夺了编制的权利,这意味着他不能拿到养老金”。[8]他向自己的堂兄伊恩·雅各布爵士抱怨,伊恩·雅各布与信息研究部打过交道,后来成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总裁。阿拉里克·雅各布的妻子艾丽斯·莫利(Iris Morley)——她也出现在奥威尔的名单中——在1953年去世后不久,他编制节目和拿养老金的权利就恢复了。

英国广播公司与信息研究部等半公开的部门和秘密审查其员工的情报部门合作的方式,是英国冷战中更加阴暗的篇章之一。但是失去两年英国广播公司的“编制权”算不上是《正午的黑暗》和101房间的会议。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奥威尔的名单与大约两年后临时将阿拉里克·雅各布列入黑名单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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