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这是文本。那背景是什么呢?1949年2月,乔治·奥威尔躺在科茨沃尔德(Cotswolds)的疗养院中,肺结核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熬不过一年了。那个冬天,他费尽最后一份力重打了《一九八四》的整份手稿,这是他发出的悲凉警告,警告如果英国屈服于极权主义可能会发生什么。他孤独寂寞,年仅四十四岁便生命垂危,绝望已极,对俄国共产主义的进程非常悲观,他亲身经历了它的残忍和背叛,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在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变中,共产主义者刚刚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他们还封锁了西柏林,试图借此让该城市屈服。

他认为正在发生一场战争,即“冷战”,担心西方国家输掉。他认为,我们正在输掉的一个原因是民意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一无所知。部分原因是,苏联在打倒纳粹主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它心怀感激,因而产生了这种盲目性。然而,这也是一群令人厌恶的天真、多愁善感的苏联制度崇拜者、宣誓过的共产党员、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和雇佣的苏联间谍的杰作。他怀疑,正是这些人让他在上一场战争的最后一年出版其反苏联的寓言故事《动物庄园》变得如此困难。

然而,他也知道,那个时候,真正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信奉者开始厌恶他们看到的东西。一些人成了“不灵验的上帝”的最严厉批评者,“不灵验的上帝”是一本有关共产主义的著名著作的书名,该书于1950年1月奥威尔去世的那个月出版,由亚瑟·凯斯特勒和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联合编写,克罗斯曼作序,收录了凯斯特勒、斯蒂芬·斯彭德和依纳齐奥·西隆尼(Ignazio Silone)等人的随笔。这些作家对像奥威尔这样的反共产主义左翼人士来说至关重要,正如奥威尔自己写道,他们相信“如果我们想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话,摧毁苏联的神话必不可少”。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记私人笔记,在该笔记本中他努力想确定谁是什么人:彻底的共产党员、特工、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多愁善感的同情者……

该笔记本(我能够不受限制地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奥威尔档案馆中查阅)显示他对这份名单忧心忡忡。上面有用钢笔和铅笔写的条目,还有对一些名字做的红色和蓝色星号标记。总共有135个名字,其中十个名字已经被划掉,要么因为已经去世了——比如前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要么因为奥威尔已经确定他们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比如,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的名字被划掉了,附有奥威尔的评论,还加了加粗的下划线,“在弗罗茨瓦夫会议上采取了反共路线”,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也被划掉了,奥威尔推翻了自己之前对他的评估,评论说:“不。他谴责了捷克政变和弗罗茨瓦夫会议。” 斯蒂芬·斯彭德(“多愁善感的同情者……有同性恋倾向”)和理查德·克罗斯曼(“完全说他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太不诚实了”)还没有被划掉;但这是在《不灵验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出版之前。他对自己的评估纠结不已可以从普里斯特利那一栏中看出来。先是在上面做了红色的星号标记,后来又用黑色的网线划掉,接着又在上面画了一个蓝色的圈圈,还打了个问号。

1949年2月,给这位消沉、病入膏肓的天才政治作家带来了一则令人欣喜的个人消息。西莉亚·科万(姓佩吉特)从巴黎回到了伦敦。西莉亚是一位相当美丽动人、活泼、热心的年轻女子,和她的双胞胎妹妹玛曼因(Mamaine)一样都在左翼文学圈内活动,后来玛曼因与奥威尔的朋友亚瑟·凯斯特勒结婚了。奥威尔遇到西莉亚是在1945年,当时他们与亚瑟和玛曼因一起在威尔士过圣诞节。那一年早些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刚过世,他孤独寂寞,有些情绪波动。西莉亚和他很合得来,在伦敦又见了几面。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五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他给了她一封情感真挚的信,相当笨拙地提议要么结婚要么做他的情人。信的结尾写道:“晚安,我最亲爱的爱人,乔治。”西莉亚温柔地拒绝了他,她后来将它形容成一封“相当模棱两可的信”,但他们仍然是亲密的朋友。一年后,她到巴黎为一家思想评论杂志工作去了。

2月13日,当时他在科茨沃尔德的疗养院里写道:“最亲爱的西莉亚,收到你的信,知道你再次来到了英国,非常高兴。”“我的新书(就是《一九八四》)出版的时候(我认为大概六月会出),将送一本给你,但我认为你不会喜欢;这真是一本可怕的书。”他希望在“某个时候,或许在夏天”看到她,他最后写到“非常爱你的乔治”。

比预期的早,3月29日,西莉亚到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来看他,但同时还有一个使命。她在为外交部的新部门工作,试图对抗来自斯大林最近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一波波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他能帮上忙吗?在他们见面的官方备忘录上,她记录着奥威尔“全心全意、满怀热情地支持我们的目标”。他说,他自己无法为信息研究部写任何东西,因为他病得太重,也不喜欢“约稿”写作,但他推荐了几个可能这样做的人。4月6日,他用自己工整、相当精致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又推荐了几个名字,提供了一份名单:

那些不能当作宣传者加以信任的人。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应该把留在家里的那本笔记本发给你,如果我把这样一份名单给你,这份名单必须严格保密,因为我认为把某些人说成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有损其名誉。

西莉亚将这封信交给了她的上级亚当·沃森(Adam Watson),他评论了一番,接着补充说:

P. S. 科万女士肯定要在奥威尔先生那边拿到这份秘密共产主义者的名单。她将“严格保密”并在一两天后发回来。我希望这份名单有理有据。

科万女士按照指示做了,4月30日在“卡尔顿府联排(Carlton House Terrace) 17号的外交部”里写道:

亲爱的乔治,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有益建议。我的部门很想看到它们……他们让我代话,如果你能让我们看到你有关共产主义追随者和秘密记者的名单,他们将非常感激:我们将以最慎重的方式对待它。

她的信的结尾要比他的冷淡:“你永远的朋友,西莉亚。” 至少在FO 1110/189档案中存的打印版信中是如此。

与此同时,奥威尔请自己的老朋友理查德·里斯(Richard Rees)把那笔记本从苏格兰岛侏罗山脉遥远的住所(他就是在这里写的《一九八四》)送过来。4月17日,奥威尔为此感谢他时写道:

我认为科尔[即历史学家G. D. H. Cole]可能不应该出现在名单上,但要是发生战争,我对他就不那么确定,对拉斯基(Laski)[2]要确定一些……整个东西很难处理,只能靠自己的判断来做,每个案例都单独处理。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奥威尔躺在疗养院的床上,面容憔悴、痛苦不堪,看着那本笔记本,或许在已经加了红色星号和黑色网线的普里斯特利的名字上加蓝色的问号,想着如果真的与苏联开战,科尔或者拉斯基,克罗斯曼或者斯彭德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想着135个名字中哪些要传给西莉亚。

收到她的信后,他立即回信,附上一份有三十八个名字的名单:

它不会太轰动,我认为它不会有你的朋友不知道的东西。(请注意提到了“你的朋友”,奥威尔并没有幻想这封信只会她看到)与此同时,让可能不太可靠的人上名单,这个主意不错。如果早一点这样做,就能阻止彼得·斯莫利特(Peter Smollett)这样的人慢慢地坐上重要的宣传位置了,在这些位置上,他们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伤害。即使它成立,无论用的是什么词,我觉得这份名单也是非常损害名誉或者诽谤性的,所以说你看完后一定要还给我。

信上写着“爱你的乔治”。同一天,他又给理查德·里斯写了信:

假如拉斯基拥有一份重要的军事秘密。他会将它出卖给俄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吗?我觉得不会,因为他还没有真的决定做卖国贼,他在这方面所作所为的本质也相当清楚。当然,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会交出秘密并且不会有丝毫愧疚感,一名真正的秘密共产主义者也会如此,比如普里特[议员,D. N. Pritt]。总体的困难在于确定每个人的立场,每个人都必须单独对待。

令人苦恼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文档已经无迹可寻。我们知道西莉亚·科万本应该在下一个周日过去看奥威尔;我们知道,5月13日,他感谢她给自己送了一瓶白兰地。在部里打了一份副本(该副本现已在FO 1110/189号档案中)后,如果她再次去看他,那份名单她还了吗?如果真的又见面了,他们见面的时候说了什么?接着又发生了什么?这些名字有交给其他部门吗?

档案本身显示,对于那些名单上的人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外交大臣在写给我的信中宣布了要公开原始的名单,在信中写道:“对我们记录的检查证实该名单是有关奥威尔与信息研究部联系的唯一未公开的文件。”但还有许多信息研究部的档案没有公开,公开文件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掩盖,因为它们包含与情报相关的问题,因此被外交部档案保管员所谓的“毯子”掩盖了。无论如何,在档案中总是只有部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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