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2005年秋,正当如今的伊朗统治者藐视新罗马而执意推行其核计划,我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旅行了两周。伊朗历1384年,我与用着手提电脑的毛拉、来自宗教圣地库姆的当局支持者以及强烈批评当局的伊斯兰哲学家交谈。我会见了各类学者、艺术家、农民、政客和商人。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与一些年轻的伊朗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紧张谈话,他们占伊朗人口的大多数。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他们一张张认真的脸浮现在我面前,尤其是那些女子的脸,定格在必须戴的伊斯兰头巾中,她们将头巾变成了优雅的装饰,相当迷人。

在伊斯法罕(Esfahan)这个奇妙城市的一家屋顶餐厅中,我目睹了波斯文化的延续性。一名歌手唱着14世纪的诗人哈菲兹(Hafez)的诗,用餐者抬头仰望着谢赫·洛特法拉(Sheikh Lotfallah)清真寺蓝色、乳白色和青绿色的圆屋顶在夜空中闪闪发光。(你很少能在英国的酒吧中听到有人唱乔叟的诗。)更加典型的是,我陷入了热气、灰尘和刺眼的污染和德黑兰自杀式的交通中,这个无法无天的城市有1 200万人,司机将每个环状交叉路视为玩互不相让游戏的场地,当两辆车的保险杠差一点点就要相撞的时候才转弯。有时还不转弯。

我还感受了中层和上层阶级住处的花园高墙后面的生活,在那儿,立即会摘掉头巾,发表的看法强烈鄙视该国新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衰退的革命伊斯兰热情。我到这样一个住处还不到几分钟,穿着比基尼的女人便开玩笑式地邀请我裸身进入游泳池,男人们给了我一杯从一个标着“酒精浓度98%”的酒瓶中倒出来的酒。

这些邂逅表明了一个特点(显然是源远流长的世系),我在伊朗的对话者不断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该特点上:伊朗人在外面所说的话和他们在这些高墙内所说的话之间的对比。故弄虚玄地说话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从未到过这样一个国家:许多人都告诉我,我不应该相信人们所说的话。(严格来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建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什叶派虚伪(taghiye)的习俗,为了维护其信仰,信徒根据该习俗有权撒谎。如今,非信徒也很虚伪。

伊朗人还警告我说,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充满迷信的国家——有时是通过非常现代的方式传达的。在德黑兰交通堵塞期间,我的司机收到了一条短信。该短信要求他立即祈祷隐遁伊玛目(什叶派第十二代伊玛目或者马赫迪)回归,据说大约在一千一百二十七年前,他就隐遁了。一个世俗的思想者很好奇,这样充满虚伪和迷信的社会是否完全不受理性理解的影响。

在古代和现代的大杂烩中,我寻找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国内社会和政治力量可能如何转变伊朗后革命时代的伊斯兰政权,是逐渐转变还是突然转变?还可以加上第二个问题: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幸运的是,当前它们的政策还没有包括通过军事占领迫使“政权更迭”的伊拉克式的尝试)可能如何影响那些国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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