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

当然,我见了素。我这样亲切地叫她“素”,因为多年来,我和她的丈夫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他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好朋友和同事)一直管她叫“素”。1999年,迈克尔悲惨地死于癌症,受到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残忍阻挠,未能再见他的妻子一面。他曾告诉我,她对异见分子在中欧准备和平变革的方式非常感兴趣。我们早就在计划我的缅甸之行。我还从其他共同的朋友那里了解素,她作为学生、年轻的文化历史学家、手头拮据的家庭主妇和用心的母亲在牛津北部待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他们很好地了解了她。

在五千英里之外,自己的祖国,她是无冕女王,连亲密的朋友也尊称她为“昂素”,数百万缅甸人只知道叫她“夫人”。她成为这样一个传奇,她是该国开国元勋昂山的女儿,昂山是缅甸独立的设计师,1947年被暗杀,当时她两岁;她以不同寻常、富有魅力的风格加入自己所谓的“缅甸第二次独立斗争”,1988年她在大金塔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发表演说并从此领导该斗争;还有长期囚禁、国际名声——就她来说,包括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和政府日常的辱骂相结合带来曼德拉式的神秘感。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总是问我,“她怎么样?她身体好吗?”公众的想象几乎赋予了她超自然的力量。在这般依赖一个人的道路上,还有更痛苦的东西。

昂山素季形式上已经解除软禁,但大学大道上经过她家的区域已经被封锁,军情局只允许外交官、联合国官员以及几名亲密的助手进入。她自己在仰光内的走动也受到限制。我们在一位友好的外交官家里见面。

首先,她像照片里一样美丽动人,她的画像在全世界到处可见。她看上去要比五十四岁年轻得多,姿态优雅、挺拔,穿着高雅的缅甸传统服装:头上戴着鲜花,穿着长长的深红色的笼基和蓝色平绒鞋。女人味十足。实际上,她的女人味略带盎格鲁—印度学校的旧式高雅风度——她“毕业于”新德里的斯丽兰女子学院(Lady Sri Ram College),她母亲在新德里担任缅甸的大使。因此,有优雅的简短谈话,略显拘谨,但一个随意风趣又充满少女情怀的哈哈大笑欢乐地打破了这种氛围。

那么,她脆弱吗?脆弱,但也雷厉风行、当机立断,很像她的父亲。是一名领导人。干脆利落,纪律严明,要求苛刻——她对前盟友的评判也很苛刻,在监狱待了几年后,他们没有回来继续与全国民主联盟并肩作战。但她对自己更加苛刻。在《摆脱恐惧》(Freedom from Fear)(她的文集)一书的引言中,迈克尔·阿里斯回忆了1989年她如何持续绝食抗议,要求必须允许她和她的追随者一起关到条件可怕的永盛监狱(Insein prison)。由于决定加入自己人民的斗争中,她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年与自己的孩子分隔两地。她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湖边日益破旧的大别墅中度过,严格按照锻炼、调解、写作、读书和处理党内事务的安排进行。

她的一大爱好是文学。我们谈到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n)、狄更斯(Dickens),必然也谈到了吉卜林——尽管他只在缅甸待了几天并且根本没有去过曼德勒,但他凭借信手拈来到让人嫉妒的天分,在其诗歌《曼德勒》中令人难忘地抓住了这个地方的精神。碰巧在曼德勒有人告诉我,她把吉卜林的《如果》翻译成了缅甸文。她说这不是真的,但她在自己的集会上使用并解读了现有的译本,另外带有她的评论的文本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在英国,这首诗通常被蔑称为帝国主义夸夸其谈的缩影,但她认为,它“对异见分子来说是一首伟大的诗”。

她和迈克尔将他们最小的儿子取名金,就是以吉卜林小说中的英雄命名的。她问我,我是否可以找到这首诗的完整版,在《金》的最后一章有如下引言:

放下吊桥,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君王

美梦成真的梦想家。

她说,这几行字对她来说总是意义非凡。

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谈论政治,因为这是她毕生奋斗的事业。像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获选人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她坚称自己天生要与政治打交道。然而,哈维尔既是持不同政见的剧作家,也是天生的政治家。20世纪80年代,与哈维尔交谈的时候,我总是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政治战略。与素交谈,我并没有这种印象。她牢牢地把握了缅甸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新制度,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尚无那么清晰的想法。但是,其他人有吗?

批评她的人——在缅甸国内和流亡社区中——表示她不懂变通,不愿妥协。然而,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无疑是,如果有人想要非暴力的过渡,她认为必须妥协,而对于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来说,非暴力绝对是必须的。任何新政治开局的起点必须是当局认可1990年5月的选举结果,但接着必须有一次关于过渡安排的谈判。军方高层无需担心自己的性命。“那些我谈过的人知道我不会威胁他们的,”她说,谈论狱卒就像一位女校长讨论一群淘气的孩子。为了有利于实现和平过渡,甚至可能证明有必要让他们保留“一些不义之财”。她会选择真相委员会而不是私设法庭作为处理可怕过去的工具。

然而,她认为这样妥协的时机还未到。当前是施加更多压力而不是减少压力的时候,这样才能把将军们带到谈判桌上。当她不用制定影子外交政策的时候,就忙着全国民主联盟的事务——当局在形式上仍然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政党,与此同时却在迫害和关押其成员。她怀疑,1995年,将军们放她出来是因为他们认为全国民主联盟完蛋了。但她坚称,该政党并没有完。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与一些少数民族的政党一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代表1990年5月选举之后本来应该组建的议会。

第二天,我来到全国民主联盟的总部发表演说。下车后,我匆忙走向入口——因为外面有大量军情局的人——发现了一座狭小的两层楼,装饰着运动时用的红旗,阻挡着高温,里面活动气氛浓烈。我向满满的一屋子人(大概有两百人)发表演说,其中可能有一半人不到三十岁,因为这是官方日常的“青年日”。素主持这场会议,将我的谈话翻译成缅甸语,还增加了自己简洁有力的评论。像希腊合唱队一样坐在我们两边的人,她称为“大叔”——资深党员,其中有几位是前军队官员,她非常依赖他们的支持和建议。

我谈论了中东、南非以及其他地方的民主过渡。尽管毫无疑问有当局的特工在场,但人们还是自由地发问,似乎永远不想停下来。许多人消息相当灵通,尤其是关于最近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变革。(在这里,与曾经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一样,用本地语言广播的西方电台是重要的生命线。)他们钟爱将军在真相委员会面前冒汗的想法。一名在前排、准备做笔记、一脸认真的女孩问道:“如何定义真相委员会?”后排的一名男子想知道这个程序是否会像在南非那样有必要有特赦,当听到没有时似乎松了一口气。

素随后说:“你看到了!没有那么糟糕,对吧?”后来她去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青年翼的代表团谈话,而我乘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海关官员”仔细搜查了我的行李,删掉了我数码相机中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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