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

冷战结束后的八年里,名誉欧洲人比尔·克林顿掌管白宫让这些趋势变得有些模糊。2001年,乔治·W. 布什(对于所有欧洲反美讽刺漫画家来说是一件活生生的礼物)携带着一份单边议程入住白宫,准备拒绝多份国际协议。“9·11”事件后,他将自己的新总统职位定义为战争总统。我发现,“9·11”之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感觉在华盛顿比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其他地方都强烈。[20]最重要的是,它处在布什政府的中心位置挥之不去。“反恐战争”促进了共和党精英中现存的一种趋势,即相信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谓的“勇士政治”(Warrior Politics),这种政治具有很强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气息——这在高度世俗化的欧洲显然是缺少的。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其著作《特殊天意》(Special Providence)中所说,这将“杰克逊”的倾向重新带入了美国的外交政策。[21]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是新的克里克族印第安人(Creek Indians)。

美国人给欧洲人提出的问题接着变成了正如保守的专栏专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对我所说的那样,“你与我们是不是站在同一个战壕?”一开始,答案是响亮的“是”。所有人都引用了法国《世界报》的头条标题:“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一年半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的唯一欧洲领导人是托尼·布莱尔。[22]美国政府的许多人感觉,法国人重新采取了古老的反美态度,去年9月,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通过愤世嫉俗地利用反美主义赢得了连任。

欧洲和美国的感情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再次开始分裂的?在2002年初,中东的巴以冲突升级的时候。中东是促使迅速膨胀的欧洲反美主义和新兴的美国反欧洲主义(两者互相加强)急剧恶化的来源和催化剂。欧洲的反犹主义及其与欧洲批评沙龙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保守的美国专栏作家和政客最尖刻反欧评论的主题。一名自由派的犹太评论员对我解释说,其中一些批评人士自身不仅强烈支持以色列,还是“地道的利库德集团成员”。斯坦利·霍夫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似乎相信“犹太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一种利益身份”。[23]支持巴勒斯坦的欧洲人对批评沙龙政府的方式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感到愤怒不已,他们谈论美国“犹太游说团”的力量,这接着证实了美国利库德集团成员对于欧洲反犹主义的最糟怀疑,就这样没完没了。

除了这种令人绝望、无比混乱、互相加深的偏见——对于一个非犹太裔欧洲人来说,要对此写点东西而又不给自己正在试图分析的困境火上浇油,是很难的,当然,欧洲和美国在处理中东问题的方式上也确实存在差异。比如,欧洲决策者往往认为,与发动伊拉克战争相比,通过谈判解决巴以冲突对于长期“反恐战争”的成功贡献更大。为了我们的目的,要点是中欧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让美国和欧洲团结了起来,中东的“反恐战争”正在让它们分道扬镳。苏联团结了西方,而中东分裂了西方。

冷静地审视,这种分裂极其愚蠢。欧洲就在中东隔壁,拥有众多并且日益增多的伊斯兰人口,与美国相比,在和平、繁荣和民主的中东甚至拥有更加直接的重要利益。此外,我发现华盛顿的两位高级政府官员相当认同如下观点——一些美国评论人士开始提出这种观点:大中东民主化应该成为复兴的西方重大的跨大西洋新工程。[24]但是当前看来并非如此。

当前,第二次海湾战争似乎只会扩大欧洲和美国之间的鸿沟。即便没有伊拉克战争,中东仍然会提供漩涡,在这个漩涡中,真正或者据说的欧洲反美主义催生真正或者据说的美国反欧主义,这反过来又催生更多的反美主义,两者都因广泛的欧洲反犹主义而变得更加严重。大西洋两岸都做出有意识的重大努力,或者2005年或者2009年华盛顿出现新政府可能带来变化。然而,同时也会造成许多损失,当前跨大西洋的不和也体现了我提到的更深的历史趋势。

你可能会说,正如我本文所做的那样,突出“美国的反欧主义”本身将导致互相不信任迅速恶化。但是作家不是外交家。美国存在反欧主义,其载体可能是漫长、糟糕夏季的第一群燕子。

2003年


[1] 马克斯·泰恩(Mark Steyn),《犹太世界评论》(Jewish World Review),2002年5月1日。

[2] 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国家评论在线》(National Review Online),2002年7月16日。

[3] 转引自马丁·沃克,《合众国际社》(UPI),2002年11月13日。

[4] 《卫报》,2002年11月13日。

[5] 乔纳·戈德堡认为自己发明了这个词并将它在词源上与维也纳香肠——作为欧洲脊梁的比喻——联系起来。然而,似乎更早出现在奥罗克(J. O’Rourke)在《滚石》上发表的随笔“欧洲小不点的恐怖”(Terror of the Euroweenies)中。

[6] 《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No.113(2002,6/7月)。后来以书的形式出版的书名为《天堂和权力》(Paradise and Power),伦敦:大西洋图书公司,2003年。

[7] 2002年7月2日,伦敦的《泰晤士报》说是他说的,援引了有人告诉该报记者的话:雪莉·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表示托尼·布莱尔说这是布什对他说的。布莱尔的发言人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否认布什说过这样的话。

[8] 让—弗朗索瓦·雷韦尔,《让人着迷的反美主义》(L’Obsession anti-américaine),巴黎:普隆出版社,2002年。

[9] 2001年6月12日。对于英国人来说,这确实提出了一个紧急的问题:“英国大红肠”到底是什么?

[10] 乔纳·戈德堡是唯一一个我遇到的愿意承认自己是“反欧主义者”的人,他解释说,只要有人所指的“欧洲人”是那种巴黎或者布鲁塞尔无所不知、官僚和自由的国际主义者。

[11] IPSOS US-Express,2002年12月3日至5日。我尤其感谢迈克尔·彼得鲁(Michael Petrou)为此所做的安排。

[12] 《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2年8月26日。

[13] 详见蒂莫西·加顿艾什,《当下历史:20世纪90年代发自欧洲的随笔、小品文和报道》一书中的“我们未来的波斯尼亚”(Bosnia in Our Future)一文。

[14] 1984年《经济学人》刊登了一张题为“如何通过美国人的眼睛认识欧洲人”的封面图片。欧洲人的显著特点有:“对里根愤怒不已。对俄罗斯盲目无视。缺少阳刚之气。缺乏勇气。没有毅力。胆小。妄自尊大。目中无人。但需要美国的支持。”

[15] “‘西方’的衰落”,《外交事务》,Vol. 72, No. 4(1993年9/10月刊)。

[16] 详见卡吕普索·尼科莱迪斯(Kalypso Nicolaïdis )和罗伯特·豪斯(Robert Howse )的“‘这是我的欧盟乌托邦……’:权力叙述” (“‘This is my EUtopia . . .’: Narrative as Power”),《共同市场研究》(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 40,No. 4(2002年11月)。

[17] 详见比如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我们所处的世界》(The World We’re In)(伦敦:利特尔&布朗出版社,2002年)和我在2002年5月的《展望》(Prospect)上与他的辩论。

[18] 详见他2002年11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西方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est)和他所著《美国时代的终结: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纽约:科诺夫出版社,2002年)。

[19] 2002年5月16日,我给托马斯·W. 西蒙斯(Thomas W. Simons)大使发了邮件,引用得到了他的欣然许可。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的阐述不那么友善:他写道:“美国的交谈要好得多,欧洲人已经脑死亡。”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刊物《美国企业》(The American Enterprise,2002年12月)上。这一期标题为“大陆漂流:欧洲和美国分道扬镳”,是美国右翼对欧洲看法的真实选集,包括马克·斯泰恩的著名评论,“与比如说荷兰或者丹麦的未来相比,我发现更容易对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未来感到乐观”。

[20] 详见我的“资本下定了决心”(The Capital Makes Up Its Mind),《纽约时报》,12月12日。2002年8月皮尤民意和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加深了这种印象。

[21] 《特殊天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2年。

[22] 这是IPSOS US-Express于2002年12月3日至5日所做的民调结果。提问的问题是“下列六个国家中,你认为在对抗伊拉克的行动中,那个国家的反应与美国最团结?”59%的人认为是英国。接下来分别是以色列,11%;加拿大,7%;法国,4%;德国,3%;俄罗斯,3%。

[23] 斯坦利·霍夫曼,“高高在上”(The High and the Mighty),《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2003年1月13日。

[24] 详见比如罗纳德·D. 阿斯穆斯(Ronald D. Asmus)和肯尼斯·M. 波拉克(Kenneth M. Pollack)的“新跨大西洋工程”(The New Transatlantic Project),《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No. 115(2002年10/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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