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

提奥·梵高、阿雅安·希尔西·阿里和穆罕默德·布耶里的荷兰故事只是纷繁复杂的欧洲和伊斯兰故事的冰山一角。如果我们问“该做什么”答案是:因地制宜,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做狐狸,而不是刺猬,这让人想起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恰如其分地引用阿尔基罗库斯(Archilochus)的片段:“狐狸知道很多事儿,但刺猬知道一样大事儿。”对付福克斯新闻这群难缠的刺猬,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不仅仅是一场巨大的反恐战争,让好人消灭坏人就能获胜。

布鲁玛正确地强调了穆斯林移民的文化多样性:来自里夫山的柏柏尔人与来自低地的摩洛哥人相当不同;土耳其人的适应方式与索马里人不同,更不用提在英国的巴基斯坦人了。19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帝国主义者研究了其殖民地的人种学。在21世纪,我们需要一种我们自己城市的新人种学。由于欧洲国家的移民往往集中来自其前殖民地,因此新的人种学可以借鉴旧人种学。与此同时,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一体化或者非一体化的方式截然不同,具有鲜明的优点和缺点。比如,适合布拉德福德(Bradford)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人的方式可能并不适用阿姆斯特丹的摩洛哥柏柏尔人,反之亦然。

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是我们欧洲的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可以协商的。比如,我认为,法国坚持成年女子在任何官方机构都不能戴头巾——我在圣丹尼住宅区的女子那边不断听到,这是法国穆斯林多一种不满的原因——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也是愚蠢的。在我看来,法兰西共和国禁止成年女子戴头巾似乎应该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迫她们戴头巾一样遭到反对,依据同一个原则:在一个自由现代的社会,成年男女应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6]从更加实际的方面来说,就算不给自己再添这个麻烦,法国与其穆斯林人口之间的关系面临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必不可少。现在,它受到了穆罕默德·布耶里这类人的威胁,他们给阿雅安·希尔西·阿里这类人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你这样说,我就杀了你。”实际上,布鲁玛告诉我们,布耶里对法院解释说,神圣的法律不会允许他“在这个国家或者任何言论自由的国家生活”。(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返回摩洛哥呢?)但是受惊政府的绥靖政策也威胁到了言论自由,政府试图借助社区间和谐的名义引进审查。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是英国政府最初提议制定法律反对煽动宗教仇恨。这种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指,“你尊重我的禁忌,我也将尊重你的禁忌”。但是如果你将世界上所有文化的禁忌都集中起来,你言论自由的空间就很小了。

要在准恐怖分子行动之前抓捕他们,则熟练警察和情报工作(就像2006年8月英国警察和安全服务机构所做的那样)必不可少,这不仅仅是为了拯救潜在受害者的生命。它至关重要还因为,每一次以真主名义实施的恐怖主义暴行,都会快速加剧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欧洲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一位摩洛哥裔的荷兰年轻女子告诉布鲁玛,在纽约“9·11”袭击事件发生前,“我只是诺拉。接着突然间,我变成了穆斯林”。消除这种危险还意味着进一步严密地监视激进的伊斯兰家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是他们让不满的年轻欧洲穆斯林男子变得激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洲经济体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确保穆斯林人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最近的皮尤调查发现,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穆斯林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失业。鉴于从历史来看欧洲创造就业机会缓慢、来自亚洲低成本熟练工人的激烈竞争和许多欧洲国家仇外歧视的反射作用,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住房条件是另一个主要的不满来源。然而,试图通过公共开支来弥补这一点,将让业已捉襟见肘的预算更加紧张;如果以牺牲附近“本地”人的居住条件来做这一点,这也可能转化成更多支持民粹主义反移民政党的选票。

即使有独立繁荣的巴勒斯坦国,即使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入侵伊拉克,欧洲的移民穆斯林问题(即中间人群的病理)也是存在的。但毫无疑问,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拉克战争增强了欧洲穆斯林是全球受害者的感觉。马德里和伦敦爆炸人员的个人故事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英国第四电视频道的一项最近民调显示,将近三分之一的英国年轻穆斯林受访者同意如下看法:“由于英国支持反恐战争,因此7月的伦敦爆炸是正当的。”[7]建立一个可以运作的巴勒斯坦国,从伊拉克撤出西方的军队,至少可以消除两个额外的不满来源。袭击另外的穆斯林国家,比如伊朗,将恶化情况。

在与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的关系中,鼓励能够与现代、自由和民主欧洲的基础兼容的伊斯兰版本是有意义的。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为阿雅安·希尔西·阿里、法国左翼和美国右翼深深不信任,但受到了许多年轻欧洲穆斯林的追捧——等伊斯兰改革者承诺可以找到它们。拉马丹坚称,如果恰当地阐释伊斯兰,伊斯兰未必会与民主的欧洲发生冲突。富有偏见的“欧拉伯”(Eurabianist)暗示“更多的穆斯林欧洲人意味着更多的恐怖分子”,而拉马丹则表示,穆斯林欧洲人越多,他们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就越小。穆斯林欧洲人,在相信者眼中,与穆罕默德·布耶里、提奥·梵高和阿雅安·希尔西·阿里(我想可以加上她吧)不同,是既可以成为好穆斯林又可以成为好欧洲人的人。[8]

最终,这对欧洲社会和欧洲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比如,法国的许多歧视都是单独的雇主所作出的决定造成的,他们正在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的精神。其穆斯林公民在欧洲是否能感受到家的感觉,正是取决于成千上万的非穆斯林欧洲人在无数次小小的日常互动中所表现出的个人态度和行为。当然,还有数百万穆斯林的个人选择,以及其精神和政治领袖所做的表率。

欧洲有可能应对这个挑战吗?我觉得恐怕不行。真没可能吗?有。但是再过五分钟就到午夜了,我们正在最后一家酒吧中喝酒。[9]

2006年


[1] 最初是一份深奥期刊的名称,一位名叫贝特·耶厄(Bat Ye’or)的作家将“欧拉伯”这个词推广开来。她的《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 新泽西麦迪逊: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书封上概括了其观点:“本书写的是欧洲向‘欧拉伯’的转变,欧拉伯成为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文化和政治组成部分。欧拉伯彻底反基督教、反西方、反美和反犹太主义。” 耶厄女士的观点有阴谋论的强烈因素,深受一个叫作欧洲—阿拉伯对话(EAD)组织所谓的秘密指导的影响。
如下是她公平公正语调的一个例子:“欧盟通过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盟友对以色列发动秘密战争秘密实现间断性的大屠杀是不是幸灾乐祸?”她把联合国形容成“国际反犹太法庭,试图将伊斯兰的“齐米心态”(dhimmitude)强加给以色列”。布鲁斯·巴韦尔(Bruce Bawer)在《欧洲沉睡的时候:激进的伊斯兰正在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While Europe Slept: 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纽约:双日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不加鉴别地重复耶厄的观点,还继续表示“欧洲可能以其被动的方式继续,甘心让自己向专制的伊斯兰教法和纯粹穆斯林逐渐转型。”尽管先前有这些令人怀疑的东西,“欧拉伯”最近还是获得了跨大西洋的尊重——出现在了《经济学人》的封面上。详见2006年6月24—30日那一期的《经济学人》。

[2] 乔纳森·劳伦斯(Jonathan Laurence)和贾斯廷·韦斯(Justin Vaisse),《融合伊斯兰:当代法国面临的政治和宗教挑战》(Integrating Isla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France),华盛顿特区:布鲁克林研究所,2006年。

[3] 他们数量的估计大不相同,最低只有300万,最高达3 000万。2003年,当俄罗斯申报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说大约有2 000万人,这令人怀疑。详见爱德华·沃克(Edward W. Walker)在《欧亚地理与经济》(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46, No. 4 (2005), pp. 247–71)中的权威讨论。我非常感谢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提供该资料。

[4] 详见蒂莫西·萨维奇(Timothy M. Savage)非常有用的文章,“欧洲和伊斯兰:伊斯兰教兴盛,文化冲撞》(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Vol. 27, No. 3(2004年夏季),25—50页。

[5] 直到世界杯决赛的最后几分钟,我一直希望齐达内作为法国队队长出色又有纪律的表现将为数百万法国穆斯林人树立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接着他恶意而精巧地用头撞向白皮肤、可能是天主教徒的意大利后卫马尔科·马特拉齐(Marco Materazzi),这给欧洲的穆斯林人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启示。后来流行文化给这个事件带来了出人意料的转折,一首好记又令人愉快的歌讽刺性地庆祝齐达内撞人,迅速在法国走红。可以在www.koreus.com/media/zidane-coup-boule-mix.html上听。

[6] 请注意,我特指成年妇女。有人称,在学校里不能戴头巾的禁令反而让十三四岁的女孩可能觉得自己从他们所谓的压迫性父母、社区或者宗教权威中解放出来了。但是,有些十三四岁的女孩想自由选择戴头巾,那么她们的权利何在呢?

[7] 关于这个话题以及有关英国穆斯林人更年轻一代异化的更多细节,参见2006年8月10日我的《卫报》专栏。

[8] 拉马丹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研究员时,做了许多讲座,这里对他立场的简短总结是根据我所听讲座作出来的。围绕他的严重争议导致他在大多数说法语的欧洲不受欢迎,无法拿到美国的签证,担任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的常务校长。从伊斯兰法律和法理学角度系统呈现他观点的是《做一名欧洲穆斯林:在欧洲背景下研究伊斯兰来源》(To be a European Muslim: A Study of Islamic Source in the European Context),莱斯特:伊斯兰基金;首次出版日期是1999年/1420 H。

[9] 本文及其讨论的伊恩·布鲁玛的作品引发了一个争议,该争议常常基于误解,有时是基于故意的误传。我还没有系统地回应过因此引发的所有观点,在此回应将破坏本书的布局。然而,我想向那些参与这场辩论的人指出,我自那以后早就弃用了“启蒙运动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因为它被误解成与之有点对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该称呼现在几乎等同于“恐怖分子”。关于我们现在需要哪个启蒙运动,关于伊斯兰改革主义(塔里克·拉马丹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例子)的本质和缺陷性,还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在其他地方重新探讨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本章中的文章阐述了一些我支持的自由世俗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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