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伊恩·布鲁玛——荷兰和英国的混血儿、彻彻底底的世界主义者——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即回到自己的祖国荷兰,探究2004年11月2日电影制片人、穆斯林文化的挑衅性批评者提奥·梵高被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的二十六岁摩洛哥裔荷兰人谋杀的原因和影响。据一名目击者说,布耶里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在公共大街上向梵高开了好几枪,接着拿出大砍刀,向他的喉咙砍去——“好像砍一个轮胎似的”。他用另一把刀在梵高的胸部钉上了一个长长的杂乱无章的字条,呼吁对所有异教徒发动圣战,杀死一批他憎恨的人,从索马里出生的荷兰政客阿雅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开始到该字条上写着的要解决的人。梵高和希尔西·阿里一起拍过短片《屈服》(Submission),该短片援引《古兰经》中的语句,通过半裸着身子的年轻女子诉说自己被虐待的故事,描述了一些穆斯林家庭中女子受压迫的情况。布耶里的谋杀字条以此结尾:

我敢肯定你,哦,美国,将消亡

我敢肯定你,哦,欧洲,将消亡

我敢肯定你,哦,荷兰,将消亡

我敢肯定你,哦,希尔西·阿里,将消亡

我敢肯定你,哦,异教徒的原教旨主义者,将消亡

布鲁玛在《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兼具小品文和新闻报道的生动和敏锐)一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小时候记忆中那个宽容、文明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1975年离开荷兰的,当时二十三岁)?这片产生过斯宾诺莎(Spinoza)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土地变成什么样了?赫伊津哈在一篇发表于1934年的文章中称,如果荷兰人会变成极端主义者,那他们的极端主义也是适度的极端主义。布鲁玛写道,梵高的谋杀案是“欧洲最进步的小世外桃源宽容和光明美梦的终结”。然而,他的部分答案似乎是现实总是与荷兰宽容的神话不同——比如,如果有人关注战争时期和战后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的话。他还引用了荷兰杰出政客、前欧洲委员弗里茨·博克斯坦(Frits Bolkestein)的著名宣言:“永远不要低估荷兰人对摩洛哥和土耳其移民的憎恨程度。”请注意,不是“穆斯林”而是来自特定地方的移民。

现在,布鲁玛重访自己小时候青翠欲滴的郊区(“青翠欲滴”和“郁郁葱葱”这两个词在书中反复出现),与学者和他讽刺地称为提奥的朋友的人交谈,倾听他们讲述每种文化都有单独“支柱”的荷兰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如何崩溃。太多的移民涌入太快,他们在语言、文化和社会方面还没有充分融入荷兰社会。父母是作为德国所称的“Gastarbeiter”,即“外来务工人员”进入荷兰的,但是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没有工作。

关于荷兰人对伊斯兰的态度,布鲁玛表示,像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客皮姆·福尔顿(Pim Fortuyn)这样的人对穆斯林重新将宗教引入公众舆论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刚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摆脱自身宗教的束缚”,他指的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新教。更不用提穆斯林对于同性恋——福尔顿是同性恋——和女性的态度。当问及他为何反对伊斯兰教时,他说:“我无意再次解放所有女性和同性恋者。”像梵高一样,福尔顿也是被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子谋杀的(荷兰的风格),不过暗杀他的人不是穆斯林。梵高对福尔顿着迷;布鲁玛写道,实际上,他自己被布耶里杀死的时候,这位电影制片人正在筹备一部有关福尔顿暗杀事件的“希区柯克式的惊悚片”。

对于我们非穆斯林的欧洲人或者更加普通的西方人来说,福尔顿和梵高等人的回应是这个故事较容易理解的部分。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另一部分: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经历。杀手穆罕默德·布耶里是一个孤独的疯子还是一场较大麻烦的征兆?答案无法让人放心。布耶里来自我所谓的中间人群: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欧洲国家和父母的祖国都感受不到家的感觉。他们居住在“天线城市”中,通过摩洛哥或者土耳其电视频道的卫星天线、网络和手机与父母的出生地联系。与大多数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人不同,他们当中很多人每个夏天都亲自回“国”,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土耳其或者其他欧洲的邻国,有时一去会待上几个月。在他们欧洲的家里,第二代人通常与其兄弟姐妹说当地的语言——荷兰语、法语和英语,与他们的父母说本土语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正如一位摩洛哥柏柏尔裔的荷兰人对布鲁玛所说,“五五对开”。布鲁玛问这人会支持哪支足球队。摩洛哥!他更喜欢拥有哪个国家的护照?荷兰!

几乎所有我在巴黎周围易发生暴乱的住宅区遇到的年轻人都讲述了中间生活的类似故事:悠闲的夏天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他们爷爷奶奶的农田里度过;分裂的忠诚,“你会支持哪支足球队”的问题便是集中体现。那些阿尔及利亚的后代告诉我:“阿尔及利亚!”2001年,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一场比赛引人注目地沦落成了一次令人厌恶的暴乱。但是,当阿尔及利亚裔的齐内丁·齐达内(Zinedine Zidane)带领法国队参加世界杯时,他们就支持法国了。[5]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说:“在摩洛哥,我是侨民;在法国,我是移民。”

从文化上来说,他们拥有双重人格。迷茫不仅仅限于文化方面。布鲁玛会见了一位专门治疗移民精神病的精神病学家。显然女性和第一代移民的男性往往会患上抑郁症,第二代男性会患上精神分裂症。根据他的研究,第二代的摩洛哥男性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概率要比来自类似经济背景的荷兰本地人高十倍。

穆罕默德·布耶里是这些第二代摩洛哥柏柏尔裔荷兰人中的一员,左右为难。他上过一所以画家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命名的荷兰高中,说荷兰语,喝酒,吸毒,有一个一半荷兰血统、一半突尼斯血统的女朋友。他喜欢西方女孩,但当他的妹妹找了一个名叫阿卜杜的男友时,他非常愤怒。对他来说,在婚前发生性行为没有问题,但对她来说不行。如果女儿或者妹妹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在他摩洛哥穆斯林的社区看来,传统上至关重要的家庭荣誉就会受到无法挽回的玷污。布耶里捅了阿卜杜一刀,在监狱待了一段时间。他的母亲死于乳腺癌。穆罕默德不再采用现在自己日益认为堕落的欧洲方式。他留了胡子,开始穿戴摩洛哥的长袍和祈祷帽,受到叙利亚一名激进穆斯林布道者的影响。他在网上发伊斯兰的宣传帖,观看在中东的外国异教徒被圣战士割喉的视频。根据布鲁玛引用的一处荷兰资料,布耶里的朋友努雷丁(Nouredine)结婚当晚和的自己新娘在未来暗杀者公寓的床垫上观看异教徒被屠杀的视频。

2004年11月1日,穆罕默德·布耶里和朋友们度过了平静的一晚。他们出去散了散步,通过插在数码音乐播放器上的耳机听古兰经的祷告。穆罕默德表示,那晚的夜空是多么的美。第二天早上,他5点半起来,向真主祷告后就骑着自行车去屠杀梵高了。显然,他打算在与后来警方的交火中杀死自己。

布耶里的故事与一些伦敦和马德里爆炸人员以及基地组织汉堡分支成员(他们是2001年纽约“9·11”袭击事件的主要人员)的故事惊人地如出一辙。同样是起初接受现代欧洲的世俗文化,接着愤怒地排斥它,无论是荷兰、德国、西班牙还是英国的变体,都有性放纵、毒品、饮酒和狂欢的共同诱惑;夹在两个国家之间左右为难的痛苦,两个国家都不是完完全全的家;激进伊玛目的影响以及来自网上、录音带或者盒式录像带和DVD光盘的伊斯兰材料的影响;全球伊斯兰受伤害的感觉,波斯尼亚、车臣和巴勒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报道加剧了这种感觉;一个小圈子朋友的共同想法坚定了决心;平静的自信,其中许多这样的年轻人似乎有了这份自信就接近殉教了。这类自杀式的杀手显然不能代表和平生活在欧洲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人;但他们毫无疑问是穆斯林移民的孩子更加广泛地疏远欧洲的极端而特殊的症状。他们病态的思想和心态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明了中间人群的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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