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

那么,我在和一名恐怖分子喝威士忌吗?呃,当然是在与一名前革命政客和游击队领导人喝威士忌,他在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故意拿起了枪。或许是他所宣称的目标的适当性和他努力不针对平民的事实刚好将他推到了对的阵营。刚好。或许吧。当然,他继续努力成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坚定变革倡导者,通过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政治谈判推动变革。因此,或许与一名改良的恐怖分子喝威士忌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世界领导人在过去15年喝掉的威士忌恐怕只有寥寥数瓶了。

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进一步的指导吗?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回避定义恐怖主义。最近,它已经向定义恐怖主义迈出了一小步。2000年11月,联合国第六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接近一个大致的定义,该报告称:

由于政治原因打算或者设法在普通大众、一群人或者特定人群中引发恐慌状态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无论是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还是其他考虑因素可能用于证明它们的正当性。[7]

但是这太宽泛。我们希望在塔利班中引发恐慌状态,难道塔利班不是“一群人”吗?谁决定什么是犯罪行为?

9·11事件后,召开有关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大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人不禁想联合国给出的定义能有多大用处,一方面因为成员国对什么应该算恐怖主义将会有广泛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因为其自身的难度,连最中立、独立的分析人士也很难给恐怖主义下定义。实际上,能够希望获得的最好情况可能是,尽可能广泛的不同国家,包括不同“文明”的国家(按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解来说)对尽可能多特例的描述达成意见一致。最差的情况是,欧洲和美国应该意见一致——这根本无法保证,比如,如果有一方认为对伊拉克或者巴以问题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即使如此,可能也不会带来一个共同的政策,但至少可以从一项共同的分析入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的四个小标题——生平、目标、方法、背景——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折中的样板,但是每种情况的内容将截然不同,也没有判断结合情况的普遍指导。正如伟大的巴特勒主教曾经意味深长地评论道,凡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001年


[1] 这个观点是马其顿议会外面的一群民族主义的示威者向我提出的。马其顿的一家网站制作了一个表格对比这两个人(职业:恐怖组织的领导人;恐怖组织的领导人;伊斯兰?是;是;等等)。详见www.realitymacedonia.org.mk.

[2] 但是北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位军官记不大清楚了。随后的询问表明北约没有相关定义,至少是因为其成员对此意见不一——这又表明了困难。可能这位军官想的是英国军事理论中对“恐怖主义”和“叛乱”之间的有效区别。

[3] 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提姆·犹大(Tim Judah),《科索沃:战争和复仇》(Kosovo: War and Reveng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年)和我在2000年9月21日的《纽约书评》上关于科索沃战争发表的评论文章。我引用了1998年2月美国特使罗伯特·格尔巴德(Robert Gelbard)的话将科索沃解放军形容成“毫无疑问是恐怖组织”。

[4] 祖国召唤基金可能能够与总部位于美国的北方援助基金相提并论,在美国为爱尔兰共和军筹措资金——不同的是美国当局早就容忍了北方援助基金。当然,阿尔巴尼亚裔的美国人选票要比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少得多。

[5] 科索沃解放军是Ushtria Çlirimtare e Kosovës(UÇK);马其顿民族解放军是Ushtria Çlirimtare Kombëtare(UÇK)。因此,当我的司机问阿赫麦提的总部位置时,他问道:“UÇK的总部在哪里?”

[6] 我情不自禁地想全部引用这些精彩的句子:
不,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 倘若被压迫者无处找到公道,/ 倘若沉重的高压已无法忍受—— / 那他就理所当然地向天空伸手,/ 从天上取下他永恒的权利,/ 这些权利如日月星辰高悬天际,/ 不可转让,不会摧毁—— / 大自然的原始状况重又恢复,/ 人和人直面相对—— / 倘若手段全都无效,/ 那就采取最后一招,给他一把剑。(《威廉·退尔》,张玉书译)

[7] 我要将这段引用和对联合国所做一切的概括归功于我的牛津大学同事亚当·罗伯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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