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第一种说法显示在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小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它们呈现了历史人物,从奥利金(Origen)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到阿奎那(Aquinas)、安瑟伦(Anselm)、威克里夫(Wycliffe)、路德(Luther)、加尔文(Calvin)、茨温利(Zwingli)、格劳秀斯(Grotius)和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一直到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唯一缺了让·莫内(Jean Monnet)。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有关欧盟精神和知识遗产的说法。我最近听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引用了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对于欧洲实力基础的著名描述:“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然而,巴罗佐立即补充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阿拉伯—伊斯兰的贡献,以及斯拉夫和凯尔特的资源。”

更加频繁的是会提到犹太基督教的传统。1948年5月在海牙的欧洲大会上,泛欧洲运动的创始人理查德·尼古劳斯·冯·康德霍夫—卡利吉伯爵(Count Richard 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提供了另一种配对:“如果欧洲再次崛起,我们必须将其未来奠定在过去两种最高贵的基础之上:希腊的个人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但是他还引用了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的一封信,盛赞欧洲工程是对抗苏联威胁的壁垒,以及该工程对“推进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贡献。如今,我们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

真相是,像以往一样,基于该学院显示欧洲身份的彩色玻璃的说法主要是关于基督教,明确地说是关于西方的基督教。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依据。首次提到欧洲人是在记录733年普瓦捷战役[2]——这是一场对抗入侵的阿拉伯穆斯林人的战役——的编年史中。教皇庇护二世继承了基督教的观念,他的笔推进了“欧洲”这个术语的广泛使用。“欧洲”被有意定义为应对土耳其人入侵和伊斯兰发展的办法。庇护二世给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写了一封非凡的信。在信中,他首次引出了欧洲各国:“西班牙坚如磐石,法国骁勇善战,德国人多势众,英国强大无比,波兰勇猛过人,匈牙利积极进取,意大利资金雄厚、士气高涨、久经沙场。”接着他对穆罕默德二世说,实际上,你不可能打败我们,所以加入我们吧。“然而,能造就你,穆罕默德,成为你这个时代最伟大、最强大和最著名之人的是一样小小的东西。你问是什么。这东西并不难找。它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一点点水,有了它,你就可能被洗礼,皈依基督教。”这是自知、自我定义的新欧洲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15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这种西方基督教的观念——天主教或者新教但不是东正教——都是欧洲工程某种论述和自我定义的核心,无论对于信奉基督教的民主人士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是如此。然而,现今显然并非如此。出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欧洲仍然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大陆?在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当被问到“宗教是否对您非常重要”的问题时,57%的美国人说“是”。在英国,这一数字为13%;在法国为11%,在德国为9%。现在欧洲或许是地球上最世俗的大陆。在我们的领导人当中,托尼·布莱尔在这方面是一个特例——我认为可以说,这是他要比别人跟乔治·W. 布什相处得更好的原因之一。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Zapatero)或许更加典型。最近有人引用他的话:西班牙人想少看到一些宗教,多看到一些运动。

尽管约翰·保罗二世和保守天主教徒的波兰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提议的欧洲宪法条约前言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上帝或基督教。如果在欧洲,我们信奉宗教是按照遵守宗教仪式来理解,那如今我们最有可能是伊斯兰教徒而不是基督徒。在柏林,目前宗教势力大小的顺序是:首先是新教,其次是伊斯兰教,最后是天主教。欧盟境内可能有1 500万伊斯兰教徒。由于移民和欧盟的不断扩张,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等国纳入其中,欧洲将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因此,欧洲将自我定义为积极地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我看来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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