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啊,裂缝,属于你的墙在哪里?

记住,请记住,11月9日。但是谁记住了呢?看到这个日期,你会立即知道我指的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那天晚上吗?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说,日期比我们老得快,大多数确实如此。对于中欧较老一代的人来说,11月9日是指“水晶之夜”,即1938年的“碎玻璃之夜”,当时纳粹的暴徒打碎了犹太店家的窗户,让柏林的街道上铺满了碎玻璃。对于那些更老的人来说,它让他们想起1923年11月8日至9日希特勒未遂的暴动。每个11月9日都替代了上一个11月9日。或许——但愿不要——在几年内,在11月9日,在柏林发生一场未遂的恐怖袭击,德国人将不得不决定称之为欧洲版的9/11还是美国版的11/9。

本周早些时候,我和一位东欧的老朋友花了一个下午,带我小儿子(1989年的时候才三岁)参观了柏林墙的所在地。那里已经没剩下多少东西:几块凝固的倾斜旧沙地(曾经是“死亡地带”,准备从前东德逃走的人在此被射杀),粒状的博物馆照片,一块显眼、生锈的纪念碑。波斯波利斯遗迹更加生动形象。对于我们这些到过那里的人来说,那种经历——我们的朋友长期监禁的滋味和解放的神奇时刻——令人难忘,改变人生;要将这种经历解释给那些没有到过那里的人听,需要像小说家那样努力渲染。当地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张图片,上面画着孩子们伸出手指去碰一座内部明亮、彩色的柏林墙塑料复制品(一位韩国艺术家将该墙立在勃兰登堡门前),配图文字为“感觉一下怎么回事”。准确地说,怎么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种遥远的感觉不仅仅是岁月和有形距离的原因。晚饭时,我问我东德朋友最大的儿子(1989年夏天,二十一岁的他从匈牙利穿过有孔的铁幕逃到了奥地利,现在是西柏林的一名牧师),如果本周日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布道,他的教区居民会理解多少。他说,不会太多。西柏林的会众可能会认为:他又来讲述自己东德的旧事了,令人厌烦。他们就像父亲开始不断地重复讲述自己参加越战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厌烦的家人一样。

但是想象一下,一名年轻的女子生于1989年11月9日早上的东德,那么本星期五便十八岁了。她会如何庆祝和反思自己成年?我的朋友说:“就像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那样。”西班牙或许是更好的比较对象。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人出生之前,那儿的某个地方有阴暗的过去,就像对于马德里的一名年轻女子来说,有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阴影。但是这与你自己的人生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那么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标志着“掐头去尾的20世纪”(1914—1991)终结的划时代事件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淡出生活体验呢?或许是因为,比如不像7月4日,它并没有开创一个庞大的新事物,仍然与我们在一起(比如美国)。它与其说是伟大的开始还不如说是伟大的结束。

那天早上后,许多大问题弥漫在空中。德国可以(并且应该)和平统一吗?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废除了所有私人财产、削弱了法治并用“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代替了民主,它能重新转变成资本主义吗?当时有一个笑话:我们知道可以将一个养鱼缸变成鱼汤,可是能将鱼汤重新变成一个养鱼缸吗?十八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得到了答案。是的,可以。我开车到东德的中心,注意到了一家嬉皮风格的别样商店,该商店的门上贴着一句模仿冷战时期柏林著名的标语,当初那个标语上说“你现在正在脱离美国的阵营”(对于西柏林来说,即加入苏联阵营或者东柏林)。这个模仿的标语上写着“你现在正在脱离资本主义阵营”。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这家别样商店门后的香气和珠帘中,资本主义也统治着,是吧。

资本主义胜利的最终证据可以在一份引人注目的全彩广告中看到,该广告最近几周出现在《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的页面中。广告上显示,一副沉思表情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坐在汽车的后座上,通过该车的后窗,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段为数不多残留的柏林墙。他的边上放着一个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皮包,这个世界的历史人物、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现在正在为该奢侈品制造商做广告。十八年过去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我们所在时代的完美偶像。

那么那个难以置信的11月的夜晚(当时人们穿过那座墙跳舞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留下了什么呢?正如东德的小说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悲哀地问道:“留下了什么?”我认为,除了我们淡去的记忆,至少还有一样东西将流传于世。柏林墙的倒塌或许是世界上、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平民抵抗”——即公众的非暴力行动——最著名的胜利形象。它紧随莱比锡和东德其他城市的大规模和平游行之后。正如当时的一名东德工人对我所说:“你看,这表明列宁错了。列宁说,只有暴力的革命才能成功,但这是一场和平的革命。”

东德的“蜡烛革命”(当时有人这样称)有先例,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它还有许多继承者,从几天后在布拉格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到南非、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以及最近缅甸佛教和尚领导的抗议——被过于草率地称为“番红花革命”,还有今天巴基斯坦的那些律师(估计一些记者还没有赶到现场,预计会有“律师”革命的名称)。

我参与了我牛津大学的同事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主持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正在研究许多利用“平民抵抗”的案例,试图研究出有些案例成功而其他案例失败的原因。[1]如果其他力量因素——军队和警察、殖民力量、邻国、国际媒体和经济力量——没有充分呈现、不利或者经不起考验,勇气、想象力和熟练地组织和平抗议就还不够。你需要你的戈尔巴乔夫、赫尔穆特·科尔、西方电台的摄像机,特别是你的政党领导人在愤怒中不开枪就放弃。但是你还需要公民站在街上,带着蜡烛、旗帜、口号,以及完全和平的力量。没有他们就没有革命。有了他们,即使面对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你也可以改变世界历史的轨道。因此,那个日期可能淡去,但那个例子永存。

2007年


[1] 详见亚当·罗伯茨和蒂莫西·加顿艾什主编,《文明抵抗和权力政治:从甘地到现今的非暴力行动经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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