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

为了回答为何英国在欧洲的问题,我们从四种探讨途径进行了简要探讨:地理、史学、当代历史和政治。我们从中发现,牢固、毫无争议的事实要比你可能认为的少得多,更多的是选择、解读和反事实的问题,看待方式(包括地图)、思维方式、感觉方式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问题。在我们开始回答为何英国在欧洲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问: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讲述什么故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英国在更广泛的世界里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没有上述探讨(在我们的公开辩论中就是没有探讨),其实根本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回答了。

可惜的是,与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前相比,现在更不可能探讨了。在20世纪90年代、约翰·梅杰执政期间、1997年布莱尔选举前期以及布莱尔执政前期,确实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英国在欧洲的重要性来衡量。在出版于1996年的《希望与荣耀:1900—1990年间的英国》(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一书的最后一段,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写道,英国政治的所有难题日益围绕我们与欧盟的关系。他写道,“这些问题到21世纪应该可以解决了”。可是,我们早就进入21世纪了。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猜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解决。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对欧盟宪法条约进行全民公投,是迫使我们对“为何英国在欧洲”的问题展开辩论的一种方法,我们没有进行公投,因此我们不会对此展开辩论。如果不举行全民公投,托尼·布莱尔根本不会试图引导我们展开这样的辩论。与托尼·布莱尔相比,戈登·布朗对欧盟更加谨慎,对美国更加着迷;他肯定不会带我们展开辩论。戴维·卡梅伦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名自由的现代主义者,但是对于一名自由的现代主义者而言,欧洲工程显得有点过时,另外,他是通过向其疑欧派的同僚作出承诺而当选党魁的。他们当中没有人有兴趣将这个问题放到英国公开辩论的风口浪尖。别的不说,这样做将有分裂自己党派的风险。因此,未来许多年,这个问题似乎不会直接被放到英国公众的面前,自从1975年那短暂一刻起,它就没有被放到英国公众面前过。据说,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曾说过,没有决定也是决定。无论是否如此,这是英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作出的唯一一种决定。

2005年


[1] 本文由2005年本·平洛特纪念活动的开幕词整理而成。原演讲还配有提到的地图幻灯片。

[2] 本文写于布什执政期间,乔治·W. 布什第一个任期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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