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

我们如何看待我们1945年前的历史?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接近尾声的地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三流学者。”务实者更是一些过世历史学家的奴隶。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务实女性在1999年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说:“上帝将英国从欧洲大陆分离出来是有目的的。”这是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绝妙浓缩,要么预示着历史从地理向前推进,要么预示着倒退回地理。

这一简单句子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最初源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对于英国历史的完整论述,从大不列颠岛屿走向帝国,从技术上向传播自由的目标迈进。经典的论述可以在约翰·西利(John Seeley)的剑桥演讲中找到,这些演讲已于1883年出版,名为《英国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约翰·西利问道:“英国历史的总体趋势或者目标是什么?”(也许只有在英国才可以把“趋势”和“目标”当同义词用。)他自问自答道:“我们脱口而出的答案是自由、民主。”接着他讲述了英国扩张的故事,首先囊括不列颠群岛成为了大不列颠(他将大不列颠看作一种内部帝国),接着成为了他所谓的更大的不列颠,即海外帝国。

这种重大论述更富影响力的版本是马歇尔(H. E. Marshall)的儿童读物《我们小岛的故事》(Our Island Story)。该书的序言标题为“本书是如何写成的”,信上的地点和时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1905年。书是这样开头的:

斯彭(Spen)看着刚刚送到的狭小信封,听着薄纸发出的清脆响声说:“爸爸,这封信真有趣。”

爸爸说:“是吗?它是从国内寄来的。”

斯彭大笑说:“国内寄来的!爸爸,为什么,这就是国内啊。”

“我是指旧国家,斯彭。”

薇达(Veda)放下洋娃娃,靠到她爸爸的膝盖上说:“爸爸,旧国家?旧国家?什么意思?”

爸爸说:“我是指西边的那座小岛,我们属于那里,我过去生活在那里。”

斯彭问道:“但这是一座岛,一座很大的岛,妈妈说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怎么会属于一座小岛呢?”

“额,我们确实属于一座小岛——至少这座大岛属于那座小岛,那座小岛又属于这座大岛。”

薇达说:“哦,爸爸,解释一下嘛。你根本没有解释。”

爸爸叹了一口气说:“好吧。很久很久以前……”

“哦!”斯彭说,“是一个故事。”于是他便开始坐下来倾听。

“对,”爸爸说,“是一个故事,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我觉得我应该请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们。”

而这个人就是马歇尔女士。这篇序言完美地概括了这种论述的来源,具体而言是源于帝国的经历,这里特指源于澳大利亚。

费舍尔在1935年出版的《欧洲历史》中写道,英国痛惜其在14世纪和15世纪丧失的法国领土,并没有意识到“一名善良的仙女正准备将他们遥远的岛屿放到可居住地球的中心”。思维中的地理也是:“位于可居住地球的中心”。

这种著名的论述在二战期间,尤其在1940年的上升时期,得到了大大提升:英国独自屹立着——正如在大卫·罗(David Low)的卡通中,英国士兵英勇无畏地站在差点被海浪吞没的海岸上,向布满纳粹飞机的天空挥舞拳头——那位陆军上尉说:“一个人,很好!”那段时间,最伟大的作家、推广者之一是屈维廉(G. M. Trevelyan),大卫·坎纳戴恩(David Cannadine)为他写过一部富有启蒙意义的传记。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第一版于1944年在英国出版,到1949年,售出了将近40万册;正如普鲁姆(J. H. Plumb)所评论的那样,它不仅是一部社会历史,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屈维廉在书中写到,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后,“英国变成了一座奇怪的岛,与大陆脱离”。他接着探讨了英国的例外主义,补充说,“如果法国的贵族阶级能够与农民打板球,那么他们的城堡就不会化为灰烬了”。一直到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穷人的屈维廉,他在其战时的冗长文集《忍耐的岁月》(The Years of Endurance)和《胜利的岁月》(Years of Victory)中描述了他所谓的“自由的小岛……进入银色的海洋”。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有力又能引起回忆的重大论述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些人在写它,比如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他的《近海岛民:从罗马占领到进入欧洲的英国人民》(The Offshore Islanders: England’s People from Roman Occupation to European Entry)出版于1972年,在封面上印着1962年——英国首次申请加入欧共体的时间——休·盖茨克尔所说的名言,这将是“一千年历史的终结”。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小岛故事”的论述具有影响力是因为我所谓的“教科书时间差”。正常情况下,要花多年才能将传统的史料编纂智慧选入教科书中。接着这些教科书要在教室里用好多年,或者说像《我们小岛的故事》这样的儿童读物,要在家里用好多年,家长常常喜欢在家给他们的孩子读他们自己喜欢的故事。而你儿时读的历史通常是对你影响最大的,深深刻在你的记忆中。所以教科书时间差很容易变成四五十年。凯恩斯表示,人们是一些“若干年前”三流学者的奴隶,但是这时间可能是好几十年前。

1939年和1940年,撒切尔女士在学校学习和吸收的是这样的历史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有点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我们非常现代和自由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前几天在一场有关历史的公众角色讨论后竟然提到,《我们小岛的故事》一直是他小时候最喜爱的图书之一。这种重大的论述是我们这代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在学校学习)的论述,伴随着我们成长。这是托尼·布莱尔在预备学校和公共学校学习吸收的论述(只要他学过历史),你在他关于欧洲的演讲中可以找到相应的痕迹。比如,2000年在华沙发表的演讲中,他这样描述英国:“英国是二战中的战胜国,美国的主要盟友,一个具有自豪感和独立思想的岛屿民族(不过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许多欧洲血液)。”“岛屿民族”——阿瑟·布莱恩特,你应该活到现在!这种历史深入人心,我们小报的报道不断地反复讲述这种历史,正如《太阳报》受到提议的欧洲宪法条约的刺激,在一篇令人难忘的头版中说:“1588年:我们赶走了西班牙人;1805年:我们赶走了法国人;1940年:我们赶走了德国人;2003年:布莱尔让英国向欧洲投降了。”

自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以来,不像《太阳报》的记者,专业的历史学家一直在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纠正这种历史观。首先,他们做了有人所谓的史学的史学。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民族身份是如何构建的,传统是如何发明的,让人想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合著之书的著名书名(译按:即《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英国人》(Britons)一书中引用了如下论断:英国是一个“发明的国家,历史并不比美国长多少”。当然,“发明的”与在法国的说法不同,按照身份研究的可怕术语,我听说在法国就是所谓的“对立的”。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写道:“英国为了定义自己对它的理解,必须在法语中创造其反面意义。”“对立的”这个法语词的创造非常有效,因此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父亲、市参议员阿尔弗雷德·罗伯茨(Alderman Alfred Roberts)等人认为法语“自上而下都有错误”。

这种史学的史学一直是更广泛的比较国际训练的一部分,在比较国际实践中,许多欧洲国家都批判性地审视了自己的史学。这也常常受到国家例外主义说法的影响。比如,战后德国所谓的“特殊道路”(Sonderweg)的史学,德国现代历史的“特殊道路”。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Mommsen)曾评论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特殊道路”的史学依靠的是一种反事实的模式,这是英国走向自由民主的一种理想化模式。因此,德国例外主义的定义照搬了英国认为的英国例外主义,并将此作为现代西方常态的标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将此作为欧洲标准。我们国家的例外主义成为了他们欧洲常态的标准。

此外,在过去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五年,专业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强调我们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共同而不是不同之处,来帮助我们在更加广泛的国际环境下看英国历史的全貌。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诺曼·戴维斯的著作《群岛》,该书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国王用原始语言写成的名字,同时还提供了大约公元前8000年——即在所谓的“英吉利海峡”的水带出现之前,当时我们确实是“一片大陆,是大陆的一部分”——英国的第一张地图。这与现代历史的关系尚不清楚,但其意义在于这是书上的第一张地图,试图给我们英国是欧洲一部分的感觉。

其他历史学家探索了英国现在成为跨英吉利海峡政治组织一部分的方式,就其大部分历史而言,英国都是跨英吉利海峡政治组织的一部分。他们称,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大断裂期,从亨利王改革(Henrician Reformation)到17世纪的革命,连续性要比以前认为的多得多。他们还探索了英国历史与被称为盎格鲁势力范围(Anglosphere)的其他部分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因此,这种新史学并不仅仅是用英国只是另一个欧洲国家的说法,来代替英国是一个创造帝国的特殊岛屿的说法。准确地说,它描述了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所称的“海洋与大陆的双重性”,他的这种说法恰如其分,定义了我们的历史。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但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

最后,在过去三十年,专业历史学家对我们所争辩的分离及分离的现实所作的研究,提醒我们,像屈维廉那样将一个小岛称为英国,可笑至极。我们必须谈谈群岛,它们包含了四个国家。休·科尔尼的书叫《群岛:四国的历史》(The Isles: The History of Four Nations)。如果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历史包括其中,那么与欧洲大陆的历史就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和交流互换。许多在英国开车转悠的苏格兰人,在车上用法语写上自己国家名字:Écosse,这并非偶然。

所以有大量的专业编史学可以研究。但是,这是如何影响——用麦考莱(Macaulay)那个著名的词来说——每个学生所知的东西呢?恐怕事实是对于每个学生所知的东西影响微乎其微。我们从对于“我们小岛的故事”的民族主义史学的必要、健康解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删除了任何连续国家历史的意义。目前,大多数英国孩子在学校体验的是戈登·马斯登(Gordon Marsden)所谓的“呦!寿司”(Yo! Sushi)式学校的历史指导,就像在“呦!寿司吧”一样,一只只小塑料盘装着的寿司从传送带上运过来。首先学了点希特勒,接着又学了点斯大林——每个人都学了点希特勒和斯大林。接着又可能学了点工业革命,或许还学了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最终,无论多么批判性地审视,你都没有一点英国历史连续性的感觉。我们从一个简单、误导性的虚构故事——“我们小岛的故事”走向了一种没有任何故事可言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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