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在将这些有关欧洲的相互矛盾的含义铭记于心的同时,我希望以一种更加通俗、经验主义——我能斗胆说英国式或者英格兰式吗?——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在哪些方面,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差异要大于欧洲大陆国家自身之间的差异?在哪些方面,英国与其他国家——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与那些欧洲国家的相似度?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历史”。我们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英国——或者说英格兰?——例外主义的故事加以讲述的。这是一个分离的故事,从近海岸的岛屿从大陆分离开始,但是接着百年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政治分离。这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组织机构、普通法、议会和独特的主权观念缓慢又稳步的自然发展,授予了议会权力。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认为,如果英国和法国、德国一样加入欧洲大陆的共同体,这“一千年的历史”会受到威胁。屈维廉(G. M. Trevelyan)、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费希尔(H. A. L. Fisher)在优美的散文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最初的历史观可以追溯至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

比如,在1997年1月,一个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在致《每日邮报》的信中写道:“我们似乎离丧失主权、丧失独立、丧失不止一千年乃至从第一次有人争取保护该国不受侵略算起的历史,只有一线之差。”或者听听亚裔英国人汤姆·帕特尔(Tom Patel)怎么说吧,他是一名同性恋,刚刚和爱人约翰·史密斯从科孚岛度假回来,他对亚斯明·阿里巴海—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说:“你懂的,我们英国人太不容易了。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我和约翰悄悄拥吻的时候,与我们在英格兰拥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那种败坏道德的气息。我们是一个岛屿上的民族,我们与这些农民不一样。”

所以说,英国或者英格兰例外主义的信念深入人心。现在历史学家的问题肯定是:英国例外主义有多例外?实际上,如果你关注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编纂学,你会发现例外主义是正常现象。每个国家的历史编纂学关注的都是该国独特的东西。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例外主义与一些理想化的“西方”或者“欧洲”常态进行比较,在这方面,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法国和英国。每个东欧国家的历史编纂学也都有这些要素。

这也取决于你拿哪个欧洲与我们进行比较。如果你就是拿英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最初六个成员国(继承了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即加洛林王朝——大批共同遗产的国家)进行比较,那么英国的确显得例外。但是如果你拿英国与目前欧盟的其他14个成员国或者即将成为成员国的20个国家又或者在今后十到十五年内可能成为成员国的30个国家进行比较,那么英国一点也不显得例外,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

此外,在过去二十年间,休·科尔尼(Hugh Kearney)、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和诺曼·戴维斯等历史学家对于英国或英格兰例外主义的重大论述作了大量的解构。大多数这类解构都不是在过去中寻找新东西,而只是促进关注点的双重转变。首先,它使关注点转向了大不列颠群岛的整个历史。其次,它在更大的欧洲框架中审视我们的国家历史。杰里米·布莱克的工作特别有助于系统地比较欧洲大陆各国的经历。比如,他提醒我们一些欧洲的民族也信奉新教(Protestantism)——实际上是其中的一两个民族开创了它。

最重要的是,这种解构向我们表明,重大论述所提出的连续性要少得多,如果你关注威尔士、苏格兰或爱尔兰历史的话尤其如此。在《群岛》(The Isles)中,诺曼·戴维斯列出了16个在这些岛屿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国家,其中10个国家是在过去五百年出现的。杰里米·布莱克表示,英国“具有出现连续性的天赋”。费迪南·曼特(Ferdinand Mount)在其有关英国宪法的著作中称此为“连续性神话”。我们发明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不仅仅是这本书,还有传统。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说,“英国是一个新发明的国家,历史没有比美国长那么多”,一语中的。

尽管有这种比较性的解构,但毫无疑问的是,1939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的最后一页引发了这种例外主义,令人难忘。当时他从西班牙内战回来,乘坐火车穿越英格兰南部去伦敦,书中写道:

脏兮兮河流上的驳船、熟悉的街道、发布板球比赛和皇家婚礼消息的海报、戴着圆顶礼帽的男子、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鸽子、红色的公交车和穿着蓝色衣服的警察——这一切都在深深沉睡的英格兰(当然,他特意指出了英格兰)长眠,我有时担心,我们将永远沉睡,直到炸弹的巨响将我们唤醒。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新故事,这是与解构或者重构我们国家历史相伴而生的。正是在英国被炸弹的巨响唤醒以来的过去六十年中,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不那么跨大西洋和后帝国主义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似乎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没错,英国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了。但是我们身份中的跨大西洋或者后帝国主义成分,特别在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民族的关系中,真的减弱了吗?

我们见证了英国摆脱与世隔绝。但是代替它的是欧洲化、美国化还是只是全球化尚不清楚。如果我们从非常高层面的主权、法律和政府来看,显然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从《罗马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再到现在的《尼斯条约》,英国主权一直被共享和限制。我们英格兰的普通法与苏格兰法律一样常常要服从欧洲的法律。我们甚至还有欧洲大陆那奇怪的成文法,将《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写入英国的法律。在政府的实践方面,与欧盟伙伴的亲密合作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如果关注政策的内容并询问过去二十年间英国政策最追求的对象是哪个国家,答案肯定是美国。这是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的共同之处:对美国政策和美国解决之道着迷。

没错,在国防政策方面,自从1558年在加来战败后,时隔将近四百年,我们再次作出了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谓的“大陆承诺”。英国军队永久驻扎在了欧洲大陆上。但以什么名义呢?以北约的名义:跨大西洋组织。哪怕计划好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会改变这种情况,也只能缓慢改变。没错,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与欧洲伙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但看看巴尔干半岛:过去十年,欧洲外交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关键政策是在哪里作出的?不是在欧盟,而是在由四个主要欧盟大国加上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后来是所谓的“五胞胎”(Quint),还是那个联络小组,只是少了俄罗斯。谁是关键伙伴,第一个电话通常打给谁?美国。

我们的资本主义怎么样?在《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一书中,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将我们归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一部分,与莱茵河—阿尔卑斯模式相反。威尔·赫顿(Will Hutton)在其《我们所在的国家》(The State We’re In)中将我们界定在两者之间。我们的经济和美国经济一样,优势都在于金融服务或者媒体领域。我们没有那么多法国和德国那种小农民和大生产商的特色,在结构上从欧盟中受益。没错,我们的大部分贸易都是与欧盟做的,但是我们最大一部分投资的目的地和来源国都是美国。

社会呢?哈尔西(A. H. Halsey)在2000年的《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概要中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引用了另一段乔治·奥威尔对英国独特性的著名描述,这次是引自《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大镇上的人们脸上有点疙瘩,牙齿差但彬彬有礼,与欧洲的人们不一样。”哈尔西说,如今不同了。他根据社会现实的各类资料总结出,“英国的生活已经与欧洲和北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在社会现实的测试中,伦敦与多伦多的相似程度肯定要高于伦敦与基辅的相似程度。因此英国所属的欧洲“类型”并不是这类欧洲国家,而是常常所说的“西方”。

另外,许多“亲欧人士”喜欢援引生活方式来证明英国的欧洲化:“看看我们喝的基安蒂葡萄酒(Chianti)和卡布其诺咖啡,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度过的假期,在法国拥有的房子。”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家喻户晓”的名字不再是英王亨利(Harry the King)、培福(Bedford)和埃克塞特(Exeter),而是阿尔塞纳·温格(Arsène Wenger)、热尔博(P. Y. Gerbeau)和斯文—戈兰·埃里克森(Sven-Göran Eriksson)(英格兰足球队的新主帅)。[1]但是每个这样的欧洲化例子都至少有一个相对应的美国化例子。有一个卡布其诺咖啡吧就至少有一家麦当劳或者星巴克。美国电影、美剧和美语是我们流行文化的主要甚至是主导部分。

你可能会说,在21世纪初,这只是欧洲化的一部分。这种美国化也是一种所谓的欧洲现象。从许多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在英国特别严重,我们美国化的方式与欧洲大陆不一样。这也不单单是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所致。在1990年的一次哈里斯民调中,英国人被问到他们喜欢到哪个其他国家住。50%以上的人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或者新西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分别只获得了3%。这绝对是某种态度的证明,多了一个小小的语义指示。谈到美国的时候,许多英国人会用一个词组:“池塘的那一边。”“池塘的那一边”——似乎大西洋就像一个放鸭子的池塘,美国就在乡村草坪的另一边。从某种语义上来说,英吉利海峡比大西洋还宽。

雨果·扬坚持认为这都太过时:依然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的民族”相提并论的身份正在变淡,毕竟在美国,西班牙裔的人越来越多,盎格鲁血统不再那么纯正。他写道:“盎格鲁—美利坚主义必须在这个欧洲国家停止阻碍欧洲意识的兴起。”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不现实,可能也不可取。我赞同罗伯特·坎昆斯特(Robert Conquest)的看法,他写道:“在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之间开辟并保持中间道路的还是说英语的国家。”这话听起来有点沾沾自喜,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历史概述似乎相当真实。这是我们的身份重要而积极的一部分。

Copyright & copy 7dtime.com 2014-2018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该文件修订时间: 2018-06-23 09:54:53

results matching ""

    No results m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