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

普京政府愤怒地指责美国和欧盟在国外策划了橙色革命。荷兰的外交部长——荷兰当时担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几乎每天都接到俄罗斯外交部长的愤怒电话。

尤先科明确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在独立广场上,他说:“世界已经看到,乌克兰可以称为欧洲国家了。”在达沃斯上,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算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对该革命推波助澜靠的不过是其作为一个许多国家希望加入的俱乐部的吸引力而已。这是战后欧洲政治的一个长期特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之父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到了“欧罗巴磁铁”(Magnet Europa)。

欧盟的一些成员国——一位乌克兰活动人士提到了英国和荷兰——给选举监督人员、乌克兰学生、专业人士以及来自民间的其他团体提供了巨大的直接支持。2004年5月,欧盟增加了其成员国,让八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它们与乌克兰一样,1991年之前一直属于苏联共和国)和邻国波兰。这将这块磁铁带到了乌克兰边境。荷兰担任主席国的欧盟一反常态,猛烈谴责11月份的选举舞弊。当时,欧盟的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相当于欧盟的集体外交部长)在基辅与乌克兰领导的圆桌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参加谈判的还有立陶宛总统。然而,谈判的非正式主席是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波兰在1989年首创通过圆桌谈判实现政权更迭。

波兰人早早地参与了这场革命。第一周,一个庞大的波兰代表团就抵达了独立广场,大声呼喊,在空中挥舞着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和引人注目、衬在蓝色背景上的黄色星星的欧盟旗帜。波兰人出现在基辅是持续战略的最新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波兰仍然是苏联的卫星国,富有影响力、总部位于巴黎的流亡者月刊《文化》(Kultura)在共产主义终结后向波兰提议了一个新政策。尽管斯大林夺走了该国的一半领土,但波兰人必须接受战后新的东部边境。如果波兰人提前接受这些边境,不要求归还他们之前的领土,那他们就可以与邻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主反对派运动更好地合作,当苏联解体时,就能与它们建立友好关系。

20世纪80年代,反共产主义的波兰反对派接受了这些条件,1989年后,它们成为团结工会领导的波兰政府的外交政策重心。[14] 1991年苏联解体前,华沙就将苏维埃乌克兰视为独立国家了。后来波兰迅速与独立的乌克兰签订了协议,协议认可了当前的边境并保护了两国国内的少数民族。

1995年后,波兰总统、前共产主义者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采用了由团结工会首创、《文化》进行完善的战略。克瓦希涅夫斯基与库奇马总统一起纪念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国家悲剧。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克瓦希涅夫斯基能成为双方接受的调解人,一个原因是他与库奇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波兰不停地游说欧盟,让它为乌克兰放宽条件。除了老牌的欧盟成员国不太愿意接受较贫穷的东欧国家外,主要问题在于库奇马政权。现在克瓦希涅夫斯基可以用更大胆的语调了。克瓦希涅夫斯基在达沃斯与尤先科站在同一个讲台上,热情洋溢地为乌克兰加入欧盟造势,“这个非凡的国家……一个拥有伟大领导人的伟大国家”。

美国在这场选举中做了什么?美国政府以及以个人名义捐赠的美国人为乌克兰民主人士提供的支持比西方的欧洲人还多。美国国务院表示,2003—2004年,它在乌克兰的开支高达6 500万美元。2004年10月20号,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乌克兰的基金会——国际复兴基金会(International Renaissance Foundation)的报告称,它向非政府组织“选举相关的项目”分配了1 201 904美元。美国的大部分资金(与中西欧的基金一样)都流向了非政府组织,包括为学生活动分子提供培训和为独立媒体与电视台提供支持的组织,以及选举监督机构和两项独立的选后民意调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选后民意调查在激起这场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旧苏联会说这些活动是“干涉该国内政”,是这样吗?确实是如此。俄罗斯方面给亚努科维奇的竞选投入了大量资金,俄罗斯媒体估计投入的资金高达3亿美元左右。俄罗斯政治顾问帮忙设计了对付尤先科的不正当竞选。俄罗斯当局传唤季莫申科,要求她接受犯罪指控的审讯。(她回应说:“请不要阻碍争取乌克兰国解放的斗争。”[15])普京两次出现在乌克兰的总统竞选中,支持亚努科维奇。这些活动也是干涉该国内政。毒害尤先科的调查还在继续,初步证据表明这种毒素最有可能来自俄罗斯。

外国人的有些“干预”是情有可原的,但有些显然并非如此。应该对外界干预,主要是金融干预推动民主的基本原则展开公开的辩论,就像已经对基于人道主义或者其他原因进行军事干预的标准展开过深入辩论一样。[16]但是美国和欧洲在乌克兰的政策在道德层面上肯定站得住脚。橙色革命并不是华盛顿制造或者布鲁塞尔逼迫发起的。西方帮助乌克兰公民做了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维克托·尤先科获选后,就与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一起到喀尔巴阡山脉度假了。萨卡什维利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之后成为该国的总统。他们两人发布了《喀尔巴阡宣言》(Carpathian Declaration),称他们两国的变革是“欧洲新一波解放运动的开端,最终将带来欧洲大陆自由和民主的最终胜利”。萨卡什维利总统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明确表示,这“第三波也是最后一波欧洲解放运动”应该囊括“整个后苏联地区”。[17]

一厢情愿?或许吧。然而莫斯科的一些保守人士似乎同意该看法。在乌克兰革命期间,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报》这样写道:

俄罗斯在争夺乌克兰的战斗中输不起。别的不说,输了将意味着今后两年,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可能包括亚美尼亚,将成为基辅的变体,爆发天鹅绒革命。[18]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也将对普京日益不民主的国家产生直接影响。不出意外的话,一个说俄语的邻近大国的自由媒体和电视将对他的政权控制信息带来挑战。在一项俄罗斯新闻服务委托的民调中,俄罗斯人被问道:“您认为在俄罗斯会爆发像乌克兰那样的政治危机吗?”大约42%的人的回答是“永远不会”,35%的人的回答是“会,但不是现在”,还有17%的人的回答是“会而且即将发生”。[19]在2005年的一次交谈中,维克托·平丘克称,他的俄罗斯生意伙伴、兄弟寡头羡慕其乌克兰同仁享受到的世界尊重。接着他讲了一个最近在莫斯科听到的笑话:“列昂尼德·库奇马写了一本名为《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著作。现在普京也在写一本书,名叫《俄罗斯不是乌克兰》(Russia is Not Ukraine)。”

2005年


[1] 本文是我与耶鲁大学的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共同撰写的,他是研究现代中欧和东欧历史首屈一指的专家。

[2] 如今乌克兰的更小一部分地区陷入了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战。

[3] 1991年期间,支持独立的运动“鲁赫”(Rukh)确定了辩论的期限,但没有赢得选举。

[4] 基思·A. 达登(Keith A. Darden),“敲诈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库奇马统治下的乌克兰”(Blackmail as a Tool of State Domination: Ukraine under Kuchma),《东欧宪法评论》(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第10卷,2001年第2期,67—71页。

[5] 详见伊凡·L. 鲁登斯基(Ivan L. Rudnytsky),《现代乌克兰史随笔》(Essays in Modern Ukrainian History),埃德蒙顿: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1987年,447—461页。

[6] 详见奥克萨娜·谢维尔(Oxana Shevel)的“乌克兰的国籍:接触的一些规则” (Nationality in Ukraine: Some Rules of Engagement),《东欧政治与社会》(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第16卷,2002年第2期,386—413页。

[7] 详见“Temnyk po khvorobi Iushchenka”,Ukrains’ka pravda,2004年10月1日。Temnyk是库奇马的助手给电视台的秘密指示,引导某些话题。

[8] 这出自诗人伊凡·弗兰科(Ivan Franko)的著名诗句:“现在是时候为乌克兰而活了!”但“现在是时候了”也是2000年贝尔格莱德和1989年布拉格的口号。

[9] 详见蒂莫西·加顿艾什的《当下历史:20世纪90年代发自欧洲的随笔、小品文和报道》一书中的“塞尔维亚的悲剧”一文。

[10] 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挥金如土,被称为“赤字夫人”。1792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注

[11] 详见奇弗斯(C. J. Chivers)的“乌克兰的高级间谍如何改变国家的路线” (How Top Spies in Ukraine Changed the Nation’s Path),《纽约时报》2005年1月17日。

[12] 这稍微纠正了一下雅罗斯拉夫尔·赫次卡(Iaroslav Hrytsak),“修正:乌克兰的诞生”,Krytyka(《基辅》),1—2(2005)。

[13] 《真理报》在线版,2004年12月3日。

[14] 该主题更全面的阐述,详见蒂莫西·斯奈德:《国家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年》(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年。

[15] 详见《共和报》(Rzeczpospolita)2005年1月27日第六版。

[16] 详见2004年12月16日《卫报》蒂莫西·加顿艾什的“6500万美元的问题”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的“民主援助是什么……不是什么”,《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2005年第1期。

[17] 详见《金融时报》2004年12月20日。关于较早的解放工程,详见蒂莫西·斯奈德的《秘密战争的素描:一位波兰艺术家解放苏联乌克兰的使命》(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 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2004年12月27日的《国家评论》上引用了这段话。

[19] RBC新闻,2005年1月10日至11日,6130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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