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

10月5日,星期四下午大概在3点至7点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一名穿着红衬衫的男子不惧警察的警棍和催泪弹,带领人群占领了议会大楼。紧接着不久,附近的国家电视台总部被烧毁。一些其他的重要媒体机构,包括国家电视台的演播室、传送中心和韦兰·马蒂奇的B92电台也被接管,不过采用的方式更加和平。“晚上好,解放的塞尔维亚”, 科什图尼察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喊道,他们在街道上庆祝。

这些事件引发了对形象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短暂反思。那些占领议会的人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解放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将这一形象传向了全世界。接着这一形象变成了现实。占领国家电视台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电视形象:“电视巴士底狱”化为了灰烬。但这也意味着目前反对派控制了制造形象的地方。此外,军队和警方都不是现代政治的中坚力量。

我记得,1989年的时候,波兰反对派领导人亚采克·库龙(Jacek Kuroń)曾在华沙表示,如果他必须在控制秘密警察和电视之间选择,他会选择控制电视。我们的民主是电视民主。(在这场革命期间,我们停下脚步观看了一场阿尔·戈尔[ Al Gore ]与乔治·W. 布什的电视辩论,这场辩论将决定一场更加正常的总统选举。)米洛舍维奇的专制统治是电视的专制统治。电视对革命至关重要。通过电视革命,推翻了电视专制,走向了电视民主。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转折,具有政变的影响。是谁负责的呢?我至少收集了十二名目击者对占领议会情形的描述,他们的描述大相径庭。邀功之人往往很多。那些做了英雄之举或者策划该行动的人像耶稣被钉死的那个十字架的遗迹一样不断增多。对于这类事件,完整准确又缜密的真相永远无法为人所知,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除了许多自发的行为外,还有精心策划夺取权力的革命,它也是强有力的组成部分。

查查克的市长韦利米尔·伊利奇向我描述了他和他的组织是如何准备其贝尔格莱德之行的,整个准备工作显得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一样。当我向他的一名先锋(他身材魁梧,之前是精英第63伞兵团的伞兵)询问这次行动的目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必须在下午7点30分的时候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伊利奇在他们出发前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么获得自由,要么牺牲。”

在这些描述中无疑有事后自我吹嘘的成分,但其他目击者也表示,来自查查克的人站在前面严阵以待,准备与警察战斗。一位在场的贝尔格莱德的朋友回忆说,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站在议会大楼前,向人群嘲弄道:“你们这些贝尔格莱德人要我们查查克人展示怎么拿下你们自己的市政厅吗?”这位省城的少年对这幢大楼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还是冲了进去。

查查克并不是孤军奋战,还有许多来自其他省城的愤怒民众。警方发动第一波猛烈的催泪弹时,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已逃到附近的公寓、办公室或咖啡馆了。另一位遇到熟人的朋友说:“这是最大的葬礼,史无前例。”她认为起义失败了。但是来自各省的顽强民众重新回到了广场上。他们无法到附近的公寓躲避,来这里是完成使命的。

贝尔格莱德市卓越的足球俱乐部“红星”的粉丝挽回了该市的荣誉。据大家说,他们也奋战在前线。他们已经在足球场上这样做过,大喊“拯救塞尔维亚,斯洛博丹自杀吧”来嘲弄警察。他们对警方的手段了如指掌。后来,贝尔格莱德的新市长、历史学家、反对派领导人米兰·圣·普罗蒂奇(Milan St. Protić)感谢了他们的英雄之举。一位市长感谢他的足球小流氓闹事恐怕只此一次吧。

也不是只有查查克制定了计划。查查克的市长是联合全国反对派领导层的成员,该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也各自做了准备。佐兰·金吉奇是民主党领导人,这一头衔要比科什图尼察的“助选团长”这一平庸的头衔重要得多。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反对派同僚也有从后面拿下议会的计划,但是“查查克比我们抢先了一步”。他的左右手切多米尔·约万诺维奇(Čedomir Jovanović)(一名魅力十足的前学生领袖)在现场,穿着一件防弹背心。还有一辆推土机也是他们叫来的。德拉甘上校坚称,他占领电视台的B演播室是受到金吉奇一名亲密助手的指示。他奉命行事,护送警卫人员安全地穿过了愤怒的人群。有几位反对派人士表示他们在警方那边有内线,这些内线给他们传出消息,告诉了他们警方采取的手段。下午7点前,一名指挥官通过从警方手中夺取的无线电设备说:“放弃吧,他完蛋了。”

对于有计划的行动和自发行动的事后说法和反驳,还有一百多种谜团没有解开。但是基本要点是无疑的。塞尔维亚在经历1980年和1989年那样的革命后,还短暂出现了1917年那样的革命:有意但有克制地使用革命暴力。没有这样做,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突破。但引人注目的是有多克制,该国回归新式的和平革命有多迅速。在一星期内,奥特波尔的活动分子便开始组织行动鼓励人们归还他们从商店抢来的商品。尽管这是一个危险的词组,但有人往往会说他们使用了最少的必要暴力,这不禁让人想起奥登(Auden)那句臭名昭著的话——“必要的杀人犯”。

为什么米洛舍维奇一手组建的军队、强大的警力和国家安全特种部队没有插手,而是让一些普通的警察扔一些催泪弹,接着就放弃了?这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些武装力量装备精良、身经百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引发一场大屠杀,不过这可能只会让该政权以血腥得多的方式加速垮台。

现在,我们进入最模糊不清的领域。关于军队的说法中,有一种称,先前以米洛舍维奇铁杆盟友著称的军队总司令帕夫科维奇将军拒绝下令出动坦克。或许更加可信的说法是,帕夫科维奇与其高级指挥官商议后,发现他们不愿冒险出动大部分是征召来的士兵去对付自己人。(据报道,9月24日,军队和警察的大部分选票显然都投给了科什图尼察。)佐兰·金吉奇告诉我,受惊的“红色贝雷帽”——之前是塞尔维亚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安全服务的特别行动队——接到直接命令进行轰炸并夺回议会大楼和电视台。他们没有执行命令。相反,两天后,这些“红色贝雷帽”接到绰号“军团”的米洛拉德·乌莱梅克将军(Milorad ‘Legion’ Ulemek)(从他脖子上的红玫瑰纹身可以认出他来[3])的命令,为金吉奇接管了内政部,或者至少是与金吉奇合谋接管了内政部。[4]

贝尔格莱德就是贝尔格莱德,还有更黑暗的推测。在这里,我所到之处都有人一直告诉我有关阴谋——有国内的,也有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的奇妙故事。这是阴谋论的世界首都。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该推测是,这些不忠的军队、秘密警察和特种部队前成员此前一直在想方设法推翻米洛舍维奇,现在推波助澜确保米洛舍维奇无法获得准确消息,部队不做出反应。在军队方面,毫无秘密可言。米洛舍维奇的两位前高级将军莫姆契洛克·佩里希奇(Momčilo Perišić)(1998年被解除了参谋长的职务)和伍克·奥布拉多维奇(Vuk Obradović)现在成了反对派的领导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都呼吁其前战友不要对民众采取行动。但是最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是前秘密警察指挥官约维察·斯坦尼斯奇(Jovica Stanišić),1998年他被米洛舍维奇解职,但据说在那些秘密警察、准军事部队、商人、政客和黑社会式歹徒混杂的阴暗的贝尔格莱德边境,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些躲在背后的人的动机是什么?首先,正如政治分析人士布拉蒂斯拉夫·格鲁巴季奇(Bratislav Grubačić)对我所说的,“就是对付米洛舍维奇”。这些曾受米洛舍维奇重用,接着又被其抛到一边的人是在报复。其次,正如一位曾经与米洛舍维奇很亲密的消息人士解释的那样,“保他们自己的命。还有钱,你懂得,大量的钱。可能还要保住他们的自由”。还有试图与即将上台的政权达成一些和解。这里似乎主要指佐兰·金吉奇,一直有谣传说之前他曾与前秘密警察指挥官会过面。当我问金吉奇为什么在秘密警察的总部没有出现像东德人占领斯塔西(Stasi,即国家安全部,东德的秘密警察)那样的大规模游行时,他慌乱地回答道:“不,我们认为那里有宝贵的装备,那些东西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我对此感到很吃惊。

仅此而已,我再重申一遍,仅仅是基于可靠消息的推测而已。进一步证实需要调查,但我无意调查。这根本不像1989年罗马尼亚那样,在罗马尼亚,一群政府的前官员组织了政变,还把它伪装成一场公众革命。但是贝尔格莱德是一座人与人之间存在最奇怪关系的城市。除了武装部队出于爱国心的克制与和平公众抗议的天鹅绒力量外,要解释没有出现严重的镇压现象,似乎确实还缺点什么。如果一点旧式的巴尔干阴谋促成了这样的结果,那么为旧式的巴尔干阴谋欢呼三声吧。

10月5日,星期四的下午,一位妇女死在一辆卡车的车轮之下。一位老人死于心脏病。国家电视台的总编以及许多警察和游行人员遭到了毒打。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有两名警察死亡。就这些了。在这个表面上仍然由米洛舍维奇统治的国家,藏着大量的枪支,人们使用起来已经驾轻就熟,在这里没有什么奇迹。

这四个因素——基于先前多党政治的选举、新式的和平革命、短暂的革命性大转折和一些阴谋——的结合有助于解除世界各地的记者抵达贝尔格莱德时遇到的困惑。不同的反对派领导人喜欢用不同的手段:吉伦特派[5]的科什图尼察总是希望采用和平、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式公开开始;雅各宾派[6]的金吉奇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而其他人介于他们两者之间。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解除世界各地的记者抵达贝尔格莱德时遇到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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