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序言

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

如果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或者知道相关情报是多么站不住脚,英国议会或许就不会投票赞成参与伊拉克战争了,甚至美国也可能犹豫,这十年的历史可能就会有所不同。2002年7月23日,在唐宁街10号召开了一次首相参与的高层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只能从惯用的代号“C”辨认出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概括“他最近在华盛顿的会谈”:“布什想以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通过军事行动扳倒萨达姆。但是正在围绕该政策搜集情报和事实。”当时,正在搜集事实。

历史学家和记者的首要工作是寻找事实:不是唯一的工作,或许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首要的。事实像鹅卵石,有了它们,我们才能铺就分析之路;事实像马赛克瓷砖,我们将它们拼在一起,拼出过去和未来的画面。对于道路通向何方,以及马赛克画面披露的现实或真相,人们会有分歧。事实本身必须接受所有现有证据的考验。不过有些事实千真万确,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也会因此栽跟头。作家、异见分子和圣人也可能如此。

对于事实来说,曾有更糟糕的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大量极权主义有组织的说谎机构,德国人或俄罗斯人获取信息的其他渠道比当今的中国人或伊朗人还要少,中国人和伊朗人可以使用电脑和手机。更早些时候,甚至有过更大的谎言,但人们显然信以为真。作为不丹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国父夏仲阿旺朗杰(Shabdrung)于1651年去世后,他的大臣们至少假装了五十四年,称伟大的夏仲仍然活着,不过是去静修了,并且继续用他的名义颁布法令。

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要可以在政治和媒体之间的边缘地带找到采集事实的资源。政客创造了日益成熟的方法,通过媒体来强加主流的报道。伦敦和华盛顿编故事大师的作品系统地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界线,俄罗斯“政治技师”的作品更是如此。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这种报道,相信的时间又足够长,你就将继续掌权。其他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与此同时,信息和通信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商业影响正在改变媒体。我同时在大学和报社工作。在今后十年间,大学依然是大学。谁知道报社将怎么样呢?对于寻找事实的人来说,这就带来了风险和机遇。

“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这是《卫报》(Guardian)传奇编辑斯科特(C. P. Scott)最著名的话。在当今的新闻界中,这话变成了“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昂贵的”。由于新闻采集的经济原理发生了变化,许多新闻领域——体育、商业、娱乐、各种特殊的兴趣—都找到了新的收入模式,但编辑仍在努力想办法维持涉外报道和严肃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昂贵业务。与此同时,著名报纸的驻外机构正在关闭,如同值夜班的门卫正在关办公室的电灯。

从光明的一面看,摄像机、卫星、手机、录音设备、文件扫描仪,以及上传它们作品到万维网的技术简单易行,为记录、分享和辩论当前的历史创造了新的可能——更不说为后代保存它了。想象一下,我们拥有奥斯特利茨战役(Austerlitz,位于捷克,拿破仑于1805年在此击溃俄奥联军——译注)的数字视频片段,查理一世在白厅宴会厅外被砍头的YouTube 视频片段(“对那令人怀念的事业,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或者说他是这样吗?),亚伯拉罕·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讲的手机照片,最好还有一份有关那些常常被历史遗忘的所谓“普通”人生活的音像样本。(但是不同地方和时代的气息还是会被历史几乎完全湮没,尽管你身临其境时它是最深刻的那部分体验。)

缅甸是地球上最封闭和专制的国家之一。2007年,在缅甸,佛教的僧侣发动了和平抗议。这次抗议通过短信将手机拍摄的照片发给朋友,然后上传到网上,为世界所知。美国政客无法再在遥远的竞选舞台上胡乱说话而不用负责任。正如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艾伦(George Allen)发现自己所付出的代价那样,一个上传到YouTube上的视频片段可能断送你竞选总统的前程。(在该片段中,他轻蔑地称竞争党派的一名有色活动分子为“黑猴”,因此有了词组“黑猴时刻”。)过去,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秘密文件才会被披露。如今,许多东西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在万维网上找到副本,比如说法庭和议会的听证、目击证人的证词副本,有关逮捕醉醺醺的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警方原始报告,以及一位加州警察用手记录下来的该演员的反犹太言论,还有千千万万的东西。

数量往往无法与质量相伴而行。记录器的背后仍然还有人在进行这样那样的操控。摄像机的视角也表达了观点。视觉说谎已经成为小孩子的把戏,现在只要轻轻敲击键盘便可伪造任何数码照片,这么精巧的技术,斯大林的修图师只能做梦想想。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必须当心,看上去是事实的东西结果未必是事实。由于那些海外分社关闭,当你没有训练有素的记者在当地通过屡试不爽的方法仔细检查报道时,区分事实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然而,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抓住当下历史的美好时期。

“当下历史”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明的一个术语,用来形容一种融学术与新闻于一体的混合法。这种混合法我践行了三十年。因此,比如写出一篇分析性报道的文章(这类文章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在初始的研究阶段,我会利用两所杰出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资源:它们非凡的图书馆、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因此,在去任何地方之前,我就有了一些笔记、带注释的材料和入门的东西。

在第二个阶段,我会去自己想要报道的地方,比如去阿亚图拉统治下的伊朗,去缅甸会见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去处于内战边缘的马其顿,因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倒台去塞尔维亚,去橙色革命期间的乌克兰,去分裂出来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尽管有记录的新技术,但身临其境仍然是无可比拟的。通常,我会讲一两次课,从与学界同仁和学生的会面中学习,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像一个记者一样工作,起早贪黑,一边观察,一边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记者”有时被认为是新闻生涯中层次最低的,但在我看来却是最高的。我会骄傲地戴上这个徽章。

身临其境——在那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摊开你的笔记本——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无法实现的梦想。只有很久以前担任记者的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想象一下,能够像1789年7月他们在巴黎那样观察、倾听、触摸甚至闻一闻会如何。如果与普通的新闻记者(我非常钦佩他们的报道)相比,我拥有优势的话,那这一优势就是围绕一篇报道或者一个问题,我可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搜集证据。(在杂志上发表长文的作家享有同样的待遇。)比如,在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倒台后几个小时内,我可以反复询问大量亲眼目睹米洛舍维奇倒台的人。在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发展的过程。

最后一个阶段是回到我的牛津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反思和写作:静静地追忆情感。我也会在研讨会上讨论和提炼我的发现,与同事们交流。理想状态下,整个过程是周而复始的,研究、报道和反思的过程要重复好几次。在我上一部名为《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一书的引言中以及收入本书的《事实文学》一文中,有关于这种混合法更详细的介绍。

您在本书中发现的篇幅较长的分析性报道大部分都首发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有关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等作家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有些章节由演讲整理而成,包括我对英国与欧洲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调查以及对欧洲力量(真正或据称)的道德基础的调查。大多数较短的文章都出自《卫报》的专栏。我将这些篇幅极短的随笔称为中欧新闻小品文的英文版:对一个主题自由发挥,发表个人见解,往往笔调轻松,围绕一个细节阐述,像一粒沙子将牡蛎转变成珍珠。或者说这是写这种小品文的人梦寐以求的。

相比之下,每周我在《卫报》上定期发表的许多评论文章都是展望未来,敦促读者、政府或者国际组织有所作为,尤其是督促政府不要做一些他们当前正在做或提议要做的有害或愚蠢之事。“我们必须……”或者“他们不能……”,在这些专栏中这样大声疾呼往往无济于事。这类专栏文章具有自身价值,但未免过时。它们没有收录在本书中。预测和对策都要丢进垃圾箱。描述和分析可能会更持久一点。

全书我坚守一个立场,即我自认为可以被准确地形容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尤其在美国,这个被大量滥用的词的内涵需要详加说明(见《自由主义》一文)。作为一个欧洲人,我认为,在所有不时被拿来尝试的各种版本的欧洲中,欧盟是最糟糕的一个。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常常对我们充满好奇、合并而成的祖国(曾经是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深感沮丧。

我的工作中心仍然在欧洲。然而,在这十年中,我走出欧洲,到我们经常称之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其他地方做报道和分析。目前,我每年要在美国待三个月。除了西方,我还去了一些别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普遍称之为“亚洲”和“穆斯林世界”的一些角落。

与研究更久远时代的历史学家相比,任何研究当下的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限制是不知道他或她所描述的事件较长期的影响。读者在本书中读到的文章稍有编辑,主要是删掉了一些令人厌烦的重复内容和诸如“昨日”或者“上周”等一些不协调的东西,统一了拼写和风格。我还纠正了一些事实错误。(如果还有错误,欢迎指出来。)除此之外,出版的文章保留了原来的风貌,首次公开发表的日期标在最后。因而,您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不知道的东西,评论我的误判。它们当中最令人痛苦的误判是伊拉克战争。读者将在《为骑墙派辩护》一文中觉察到,我不支持伊拉克战争,但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我本应该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的。我过于相信唐宁街10号那些搜集事实的人了,过于相信我所尊重的美国人了,尤其是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我错了。

由于这是我第三次将自己十年内的文章收集成册,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以十年分段是对时间的随意划分。有时历史与它们合拍,不过通常并非如此。我的第一部文集《灾难的价值》(The Uses of Adversity)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欧。20世纪80年代在1989年——世界历史转向中欧事件的时刻——光荣谢幕。《当下历史》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更广泛的欧洲,包括一些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悲剧。与1989年相比,1999年并不是一个转折点,但正是在这一年引入了欧元;北约扩张,三个先前身在铁幕之后的中欧国家加入了北约;似乎在科索沃爆发了最后一场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我们正在“进入新千年”的不争事实让人感觉历史告一段落,或许也让人产生这样的幻觉。

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不同,这是难以形容的十年。我不会用“〇〇年代”来形容它,令它难堪。这压根就不是一种好的尝试。这好像给一位大汗淋漓的人穿上一件缀有许多褶边的长礼服。不知道为什么,不要为这十年取名似乎更加合适,这不仅因为其特点,还因为其持续的时间依然不明朗。它并不是开始的时候才开始,却在结束之前已经结束了。经历漫长的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进入了我们可以任意命名的短暂时期。

得益于后见之明,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始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或者欧洲人所写的9/11),结束于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厦倒塌或者说美国人所写的9/11)。事后来看,20世纪90年代似乎夹在两个9/11之间,也夹在结束于1989年的20世纪和开始于2001年的21世纪之间。如果读者仔细阅读我对2001年5月与布什(George W. Bush)漫长谈话的描述(见《总统先生》一文),将会发现,当时这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的担忧,与即将出现的担忧相当不同。伊斯兰主义的恐怖分子则根本只字未提。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迅速得出结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也认同该结论,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一个他们称之为“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新保守派作家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称之为第四次世界大战。但在2008年11月4日那个难忘的夜晚,我够幸运,在华盛顿亲眼目睹了一切(见《与历史共舞》一文)。由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击败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成为了美国第44任总统,这个时代几乎还未开启就结束了。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再面临伊斯兰主义的恐怖分子给我们的生活和自由带来的严重威胁——我们过去面临这样的威胁,现在依然如此——而是因为其他的危险和挑战出现了,或者说提到了议程的前列。正如一位资深的内部人士曾经说的:问题通常没有被解决,只是被其他问题代替了而已。

在这个新的“新时代”中,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全球变暖的挑战(布什政府对燃油问题不屑一顾)、有人所谓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抑或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版本而已?)都是更为重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奥巴马主义温暖人心的现象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但是能持续多久呢?因此,其实这个十年看起来可能只持续了七年多一点,从2001年9月11日至2008年11月4日。

这是否高估了美国单方面的重要性?或许吧!然而,自从影响深远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与任何十年一样,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政策改变了世界。不过可惜这次主要是向更糟糕的方向改变了。此外,我大胆猜测,由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美国自身深陷金融困境(亚洲的存款资助美国的挥霍无度将两者连在了一起),美国将无法像这十年一样塑造下一个十年。

至于欧洲,我们这片古老大陆浪费了大部分这些难以形容的岁月,未能团结一致应对一个越来越非欧洲的世界。因此,欧洲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与20世纪80年代(当时,欧洲仍然是全球冷战的中心舞台)或者说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没什么两样。除非我们欧洲人幡然醒悟,认清我们所处的世界——但我们没有表现出什么这样的迹象——今后我们的影响力将继续减弱。

然而,这些只是根据历史做出的猜测而已,真心希望事实将证明我是错的。万花筒从未停止转动。所以我期待再记录一个十年,我们大概会将它称为21世纪10年代。事后的总结恐怕要等到2020年了。

蒂莫西·加顿艾什

2009年3月于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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