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

虽然蒂莫西·加顿艾什在牛津大学教书,是个有地位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学院里的理论发展似乎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不会像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那样,在史学方法论上细致探讨事实、证明与修辞的关系。他用心的事实问题,是种更接近新闻记者专业关怀,更贴近常识意义,或许因此也更容易为人理解——同时也更容易犯错——的问题。比如在谈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拥有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它当成事实。结果呢?他自然错了。在整个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个不好笑的笑话一样。不只如此,加顿艾什在那篇文章里头竟还说道:“萨达姆政权是当今世上最令人厌恶的政权之一。他对库尔德人进行了种族大屠杀,还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中。推翻他对他的国家和该地区而言都是福音。无论战后的伊拉克会多么混乱——肯定会混乱,就像战后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样——它几乎已经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实却颠覆了他当年的判断,这大概是所有时事评论家的尴尬。

《事实即颠覆》原书出版于2009年,加顿艾什本来有机会删掉这篇他自己都很后悔当时弄错了事实的分析;可他没有。一来,就像他所讲的,错了就是错了,不掩过乃是道德义务。二来,我猜让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饰地在那篇文章题目里头就已经表达出来的态度;它叫做“为骑墙派辩护”。也就是说,尽管他相信“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是个事实,相信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的伊拉克一定会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轻言美国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反战派的主张也很有道理,也很说得过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不要忘记,那可是个黑白多么分明的时刻。布什声称:“你要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他们那边。”中国则有人一边看着电视里的世贸大楼倒塌一边拍手叫好,同时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署宣布“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战或不战,义或不义,几乎没有任何灰色地带,而加顿艾什居然要为骑墙派辩护?没有立场?那你写这篇东西干什么?他的解释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热情洋溢,过分简单地相信复杂的两难处境中的一面,即使这样确实可以让电视更好看。”他甚至认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态度:“我的直觉是,如果你在黑夜中为托尼·布莱尔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将基本上坦承这种自由派的犹豫不决。”“自由派”,就是这里头的关键词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像时下中国许多施密特及施特劳斯的信徒所以为的那样,是批没有价值倾向的虚无论者。最起码,自由主义者要相信言论的自由。好比加顿艾什,他可以同情欧洲穆斯林的处境,但他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信仰受到冒犯,于是就理直气壮地跑去杀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画家。而且他还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主张“所有神明的信奉者与那些坚持没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广场上试一试”;所以他比较不赞成法式启蒙运动的路子,干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头罩还是十字架项链——出现在广场之上。这样的自由派会拥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当年他要和哈维尔等东欧异见分子站在一起,主张出版结社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派还会看重一些最显眼的事实矛盾,不屑于理会对那些矛盾的各种深奥辩解,所以他要说前东德禁止了自己国歌的歌词(因为它歌颂“统一的德国”),是对自己覆灭的恐惧(因为它害怕会被西德统一)。我们知道,除了前苏联和前东德,这世上还真有些政权害怕人民过度认真对待国歌与执政党的党歌,而且居然有人辩说那是“复杂国情与时代的错位,不能简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加顿艾什这种自由派看来,你担心人民把国歌当真,这就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问题,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烦不是价值虚无,而是对付不了种种身份认同困扰背后的激情。在英国人算不算是欧洲人这个大题目上,懂得欧洲并且亲近欧洲的加顿艾什分析过其中各个应该考虑的条件之后,再度摆出了骑墙的态度:“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身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身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结论,甚至还是一个重要又积极的结论。”身份认同也好,政治立场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确的结论,可加顿艾什这种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却只能提供倾向。他欢迎前波兰和前捷克政权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个转型的困难。所以他当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当成神祇来朝拜的人那样,不顾现实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愤慨现实的人,走上怀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国家主义的道路。像加顿艾什这般的自由主义者,总是要在信念支撑的理想倾向与层出不穷且困扰理想的事实之间,进退犹豫。

由于《事实即颠覆》离开了加顿艾什熟悉的安全地带,因此他在这部文集里头变得更像那些什么国家的事都能够畅谈一番的“国际问题专家”,这部书于是就更能考验他身为记者、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能耐了。又由于他在事实材料的拥占上不具优势,所以带动他写作的信念和倾向就会变得更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战。他是个记者,把自己的写作类型规定为“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误会,这不是福柯所说的那种“现在如何成为现在的历史”,而是冷战“围堵理论之父”乔治·凯南推介的学术与新闻的混合写作),所以他当然要发掘事实,最大程度地亲近现场。但他究竟是个历史学家,就算不爱谈太过哲学化的史学方法论,却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从现场带回来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鹅绒革命期间,瓦茨拉夫·哈维尔身边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灯剧院一间奇特的玻璃墙房间里会面,做重要的决定。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在场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一本笔记本,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话。我记得当初想: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了。像大多数历史一样,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基础是多么脆弱……记忆问题就是见证人问题的核心所在……记忆是一个可以重新加工的CD,会受到不断地加工,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仅让我们理解故事,还让我们感到更加舒服。

历史学家加顿艾什疑虑的,大抵就是这种舒服,把事实裁剪修整得较为合体,较为符应论点逻辑的舒服。老式英国自由派加顿艾什所疑虑的,则是让自己皈依某个既定立场的舒服。他宁愿让理想和倾向不停在现实上头对焦,找不着安稳的落脚之处;他宁愿让现实持续地发出噪音,扰动理想世界的安宁。所以他总在犹豫、进退。在我看来,这样的态度,或许就是这本书值得当今国人一读的理由。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献给拉尔夫·达伦多夫

Copyright & copy 7dtime.com 2014-2018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该文件修订时间: 2018-06-23 09:54:53

results matching ""

    No results matching ""